回家之前，我把准备发红包的钱和回来的路费分两个信封放好，自认为绰绰有余。没想到，肖延京同学在家里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从一开始故意不胡到后来想胡胡不到，把钱大把大把地送了出去。过完节要走了，我一清点，发现连回来的路费都被他输光了。
幸好我早有打算，为我那双新靴子找好了一个下家。那天，我借口嫌大，让我三姐试了试我的靴子，她穿着正合适，我就说走的时候要送给她。但我很喜欢这双靴子，心里还蛮恋恋不舍的。那天，发现路费没有了以后，我就坚定了要把靴子送给三姐的想法——我知道，她断不会白要我的东西。果然，三姐收下靴子，立刻给了我一千大洋，嘿嘿。
因为肖延京和我各请了两天假，我们确定回来的日期应该已经避开了上班客流的高峰，但是火车票依然买不到，拜托的四路人马都落了空。我们再也坐不起飞机了，只好采取曲线战略，临时决定取道武汉回京。
武汉的朋友帮我们买到了武汉到北京的快车票，从家去武汉的汽车票也在启程的前一天一早就买好，我们终于放下心来，好好享受着离家前与家人最后一天相处的快乐时光。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中午窗外竟然飞扬起大片大片的雪花来，气温也骤然下降。虽然知道我们老家是很难积雪的，但一颗心还是紧了起来，担心高速公路会因恶劣天气封路。然而，更可怕的是，到了傍晚时分，雪花竟然转为密集的雪子，啪啪啪地打落在地上。晚上，冒雪出门与朋友聚会的我坐GCGG的车回家，绝望地发现积在路面上的雪子已经有一公分的厚度了，汽车连刹车都变得很困难。那天，我们两个躺在被子里祈祷了半夜。
或许是我们的诚惶诚恐让老天爷觉得不好意思了，走的当天早上，窗外积着雪，可是也能听到雪化时哗哗的流水声了。下午出发的时候，竟然奇迹般的天晴了，我们一路顺风到了武汉。
在武汉只得一夜停留。很高兴地见到了一个很久未见的好朋友，她竟然戴着一幅黑色粗框眼镜，还把头发电得像笔笔那样子根根竖起，简直比我还要像一个笔迷，笑四我了。晚上，住在朋友家里，和她聊到半夜，说起我们在十几年前共同结交的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迂腐可笑之极，让我们两个都无法忍受了，很是唏嘘感叹了一番。难得的几个好朋友，都是在上学时结下的，现在全是天南地北地相隔着，各人有各人的生活际遇，得意或彷徨，幸福或挣扎，彼此看不着，也理解不了。我倒是能够接受朋友的改变，只是我宁愿他往别的方向变去。
然后在清晨七点的时分，我们只来得及匆匆瞥了一眼还未完全醒来的江城，就上了火车。这列火车在一路向北的12个小时里，每个小时都要变得更加臃肿一次，到最后终于停在北京西站的时候，人流涌出，就像一个怪物吐出满肚子的垃圾，我仿佛听见它发出了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
节后的北京静悄悄的。车子从天宁寺桥拐上二环，再从复兴门桥盘到长安街上，一直往东，走到底。长安街也是静悄悄的，车辆寥寥无几，见不着一个人影，宽阔马路两旁的路灯，飞跃在马路上的彩虹灯，和大厦上装饰的霓虹灯都好热闹，又好寂寞。突然想起1997还是1998年的有一天，我也是从西站出来，坐在双层巴士的二层，穿越整个长安街回紧东边的学校去，好象是下午，长安街上川流不息，可是我觉得车窗外的北京也是这么静悄悄的，宽宽的马路，马路旁边是安安静静的汽车站和整齐的冬青绿化带，绿化带外面是安安静静骑自行车的人，自行车外面是一排整齐的树，然后是红色方砖铺就的人行道，人行道旁边又隔了好远，是静默的高楼大厦。就是那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眷恋着这个城市。
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喧嚣，拥挤，却在每次归来时，看见它的寂静和从容。有时候，车行到西华门前那一带，看见那种以乳白色球形造型的路灯发着幽幽的光，每株灯挟裹着一棵清丽的玉兰树，衬着暗红色的故宫外墙，我就觉得亲切。那种感觉竟也如同回家一般，让人踏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