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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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难道中国人有这么傻。没有聪明人了？
（联合早报网讯）中国外购石油无方。石油业界高层人员指出，中国的致命伤是采购缺乏长远部署、预先张扬需求，外商趁机疯狂托价，中国却高价抢购，重蹈二○○三年的「大豆悲剧」覆辙。业界吁中国政府认真研究石油储备的战术。
《财经时报》昨日引述中石油集团一名高层称，中国国内航空公司的航油成本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约五成，比日本高出六成，是新加坡的两倍多。内在原因是中国航油行业垄断供应所致，但主要外在原因是因为中国缺少石油储备的战术性考虑。
报道引述要求匿名的能源专家指出，中国最近突然提出抓紧石油储备，是一种错误的战术。面对连创新高的国际油价市场，国家发改委十月初宣布将增加四个石油储备基地，这一消息对疯狂上涨已达五十多美元一桶的石油行情无异火上浇油，中国主动扮演受害者角色。
中国的期货专家指出，中国国际采购缺乏长期部署，国际市场甚麽商品价格上涨，就大量买入。有关专家表示，采购石油既然是战略储备，采购方式就应该是常规的，而不能是应急性的。「买涨不买跌」显然不是明智战术。
专家指出，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石油采购一般采用远期供货合同，即固定客户、固定数量以及相对稳定的价格。但中国每一次购买行为，就意味一次大范围的国际询价。中国买甚麽、买多少、甚麽时间买等商业机密，好像全世界都知道，被动局面可想而知。
《财经时报》指出，这次采购石油其实是重蹈「大豆悲剧」的覆辙。二○○三年初，美国机构发表报告，指中国大豆供不应求。在中国开始采购之际，美国农业协会又发布有倾向性的预测，说美国大豆产量减少、需求增加，导致期货价格大涨。结果中国企业被迫高价「抢购」二千零七十四万吨大豆，比上一年增长八成多。
200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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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成就非凡，这是任何不持政治和种族偏见的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把这种成就说过了头，就大错特错了。一段时间来，“盛世”一词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部分报章里，甚至堂而皇之地流露于部分专家、文人的唇齿间。我以为，还是冷静点好！
若从广开言路、领导亲民、闻过则喜、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个人财产和隐私受到保护、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等方面看，中国的确已有“盛世”之象，因为，“盛”有博大、包容之意。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国的政府和领导人已经具有了盛世之国和盛世之主的宽广胸怀和气度。
但是，别忘了，所谓“盛”者，本意为丰茂、充足、极点。“盛世”之谓，当有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国力发展无以复加之实。话到此处，恐怕没人敢滥用“盛世”概念，否则，不是夜郎自大，便是脑子进水，要么别有用心！
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五千年，所历朝代多如繁星，能够称得上“盛世”的，勉强也就是盛唐时期的“贞观之治”，后人将其概括为政治清明、武功显赫、国泰民安、四夷宾服。当时的中国的确如日中天，寂寞无匹，恐怕只有地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可以媲美。反观“盛世”虚言下的中国，单说政治清明这一条，也还有大量的贪官污吏有待扫荡。至于其他几个方面，我们离老祖宗的标准也差得太远：军力属于二三流，领土还没有统一，几千万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不少，大小敌对势力虎视眈眈使我们不能不韬光养晦。一句话，我们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差得太远了，否则，我们又何必整天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环顾四海列国，我们更不能奢谈自己的“盛世”。唯一可能名副其实的“盛世”之国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1/3；军费开支仅为GDP的3％，却10倍于中国且为世界前14强之总和；半数主权国家有其驻军或基地；世界500强企业其有一半；世界100强品牌其居6成；世界电影票房其得十之七八……再降低一点标准，还有个弹丸“盛世”之国，那就是曾经虚心向我大唐求教、而后蹂躏大唐子孙近百年的日本，它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也难以攀比。
说美日是“盛世”之国，绝非盲目哈美捧日崇洋媚外，更不是认同它们的盛气、霸气或阴气，只是想给可爱的部分国人提个醒：中国尚无“盛世”之实，更无“盛世”之威，至多是初开“盛世”之风，初踏“盛世”之路。缺乏民族自信心固然可悲，但华而不实的自吹自擂，徒添虚火，徒增烦恼，也作茧自缚，甚至有可能给那些“中国威胁论”者拾柴添火。
崛起之国，初升之日，这是中国的现实定位。“盛世”的桂冠有待别人和后人去心悦诚服地加冕，更取决于我们的点滴努力，矢志追求。（《环球》杂志总编辑/马晓霖）
200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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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你需要强盛！你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http://military.china.com
（完全原创，随意批评）---观央视《庚子事件》有感
作者：汉唐之子(freegoto) 日
一、引言：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昔，汉唐，威服四海，不因怀柔，源于兵战，西踏匈奴，东剿高丽，是有铮铮铁骑、壮志豪情，我族历史，从未有缺强威，盖因物竞天择，强者生存之天演也，历代盛世，莫不先有荡平四夷之功，然后工商举事，国富民强。强兵而后可以兴国，民富而后可以国强，民族复兴，赖于民众意识之觉醒，国家富强，赖于觉醒民众之所为……”
二、中国社会生活积弱之浅表：
“国家富强始于内饬！国家之治，当首立本纲，推行法度；国治得益立法，民富自然国强，“人为根本、法可为纲”，己力孱弱，何以图他？国家欲强，当除弊积利，民众欲富，当自强不息！”
· 国家法制环境建设落后，执法不公正、执行效率低下、执法素质差问题；
· 政府行政效率低，高官腐败、外逃与政府各别事件无作为、不作为、错作为问题；
· 社会教育顽痼显现，高额收费门槛、高校任职裙带、学术研究弱化，留学学而不归，“精英”教育重文凭不重质量，高校产业一哄而上，，学生就业压力，义务教育偏远落后地区不普及、民办教师歧视地位与待遇问题;
· 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战略意识、城市基建目光短浅、市容管理剿没多于疏引、城市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 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足、医疗收费高与医疗纠纷难解决问题；
· 环境保护与资源开采协调发展、能源效率如何提高问题 ；
· 社会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多因素综合平衡课题，社会消费性能耗激增，石油战略不完备的问题；
· 社会舆论监督广度、深度、敏感度等敏感问题 ；
· 社会救助体系还不健全，底层人员生存困境，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受侵害问题；
· 开放市场，洋货肆虐，民族工业有待规划引导、整体升级。核心技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工业核心竞争能力薄弱的问题；
· 社会人口出生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社会心态失衡问题；
· 民众利己主义淡化爱国意识。社会主流道德观念缺乏问题。
三、国家地缘政治环境内外之浅表：
“外修者，兵战外交之措。兵战强威，外交怀柔，合友蓄力，分敌散形，开放强过封闭，远谋胜于近利，国强之道类此。集合资源，改造环境，联合借力，互惠求赢，外修之功，不可漠视”。
国强益于内饬，国威益于外修。治国循理，内饬为本，外修为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鬼谷子―《忤合篇》论道：“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世无常贵，事无常师……”教人忤合之术。忤合顺逆，外修和战，皆以形势而论”
· 国际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共和国的包围，军事遏制，经济渗透，文化侵蚀。反华势力大有人在，国际上还有很多敌人在兴风作浪。
美国以反恐名义加速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军力渗透，对台军售，人权议案，彩电反倾销案，印尼排华，菲律宾拘渔，误炸驻南使馆，撞机事件，日本右翼撞馆事件，支持西藏独立势力，邪教、民运人士的反华行为，高新技术的出口限制，反对军售开禁，出国公民歧视被辱事件等。
· 边境争议问题凸显，地缘政治环境堪忧：
美军军事实力在周边的实际存在，台海紧张形势加剧，中印边境未决、南海疆域争端、钓鱼岛、东海经济专属区能源之争，保钓人士、出海渔民竟受拘押等。
· 国际、国内分裂主义子还未灭亡，敌对势力不愿意看见中国强盛
藏独、东突势力未亡，援外工地、援外劳工被袭击，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未来的假想敌等理论的抛出，最新的对台军售案等。
· 周边国家军事实力快速增长，“潜军备竞赛”态势开始形成
印度、日本近年军备增长迅速，军费增加，军备升级，印度与我国有边境之争，日本与我国领土、海域皆存争议，又有海底能源之争，在某些军种上面。中国不占有优势！
· 周边的蕞尔小国，竟屡有挑衅，树立国威的历史需求已很紧迫
周边诸国南沙岛礁主权之争，海域石油资源之争，新加坡李显龙访台，韩日海上勘探行为，石油开采权利未来之争。
· 对中国，更多的是采用经济与文化的逐步渗透战略，经济上渗透，文化上侵蚀，留学上开放，培养西化人士的险恶伎俩 。
警 问：
1、“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技术/设备哪一项是能够从西方国家引进的？”
2、运十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3、与美国八十年代的军事合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4、改革开放以后，早期引进的电视机生产线是日本什么时期的技术？
5、同样的日本车型，在北美、欧洲为什么与国内的配置、售价差别明显（国内：配置低、售价高）？
6、对中国优秀的名校理科毕业生，提供全额的留美奖学金。
7、美国大片宣扬的价值观念，韩、日剧带来的审美观对中国五千年传统价值观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
8、在国外被比喻为垃圾食品的洋快餐在中国为什么注重对少儿的营销？
9、为什么外资急于收购/参股中国真正的民族工业？
10、汽车工业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
11、知识产权会不会成为跨国企业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遏制手段？
12、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阐明了什么？
13、如果，国家权力掌握在西化了的所谓“精英”们的手中？
· 祖国统一是国外反华势力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和平统一让位于军事解放
台独分子已掌握“实质权力”，言论造势，日益猖獗，和平统一希望淡化，军事斗争提上议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狼子野心彰显，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棋子，军售加以援助法案，险恶用心明显。两岸统一。则壮我国基，中华国力大增，战略环境显著改善，此为国外反华势力最所不愿之事。
四、中国，你需要强盛！ 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顺应规律，事半功倍；反逆潮流，作茧自缚。竞争态势、国家关系，是友是敌，或战或和，是攻是守，当合时宜。
审时度势，谋动后发，自能决胜千里。故无论和战，皆当以内饬之形如何，外修之势如何，时宜态势如何而为之！
国家图强，需兼修形势！
形，自力之积累，势，积力之影响，形，内饬之果，势，外修之功；内饬方有外势，有形才能得势，得势更利成形。形势兼备，战力方成，然后循时而为，蓄力搏发，备而谋动，一蹴而就。天下行事之常理矣！”
国家富强，需要全体民众意识之自觉，需要全体民众内心之自强！需要中华民族高度的凝聚力，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需要英明果敢的领袖，需要强有力作为的政府，需要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奉献，需要英勇无畏的战士冲锋。
国家富强，需要全体民众优良的精神气质，需要整体的昂扬姿态！我可以位具卑微，但不可以忘国，你或者麻木不仁、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崇洋媚外，但请不要忘了你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现在的中国，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因为我已不是羸弱的晚清王朝，因为我不会再给你任何割地赔款的机会！
现在的中国，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因为我们有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从朝鲜战争赢得的尊严，决不可以在我辈手中湮灭！
现在的中国，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我可以友好平等的与你经济交往，但不会放弃要求道歉的权利，我可以崇尚和平，但并不惧怕战争，如果历史再给我机会，我定会血洗前耻，告慰先灵！
现在的中国，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我们的身边，还存有种种的社会问题，但请自信，依靠中华13亿人民，依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髓精，我们有能力解决，祖国富强道路上任何的事情！
现在的中国，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我可以昂起自豪的头颅，外交中展现尊严与骨气，我可以维护国民利益可以大声地说：台湾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现在的中国，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我会象韩国人一样支持国货，不会买一件日本的商品，也会象日本人一样，虚心地学习先进的科技！
现在的中国，需要有强者的姿态！
因为我最终要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0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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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两名学者在北京的对谈录：卓南生(日本龙谷大学教授)为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吴学文教授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
吴学文(以下简称吴)：中国的崛起，按照中日关系的发展，会对整个亚洲有利。也就是说，亚洲要发展，要安全，中日关系至关重要，必须处理好。中日关系处理不好，一定出乱子。
这一点我希望日本能够重新认识到，而不要光是考虑到我怎么样。你应当考虑到中日关系处理的好，对亚洲，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这样考虑，然后你再看，亚洲的问题主要看东北亚，东北亚又要看中国和日本。比如朝核问题的出现，那中日两国必须要参加，因为你可以起作用。
离间美日妙想天开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我想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但在现实上，在1996年4月17日，也就是克林顿总统和桥本龙太郎首相对美日安保条约作重新定义之后，实际上日本和美国早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共同的潜在对手。因此不管中国的主观愿望如何，日本跟着美国走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我想并不会有太多的改变。这是我们在分析国际政治形势的时候不能一厢情愿的看法。
中国现在有一些个别的专家，认为如果是能够拉拢住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就可以和中国合作，至少对中国减少为难的态度，就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讨价还价。我想这样的想法，是对棋盘太不了解。
吴：这个看法太天真了。日本要依靠美国，依靠一个政治大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从历史上来讲就是一个策略。从这次的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签署，日本更想要利用美国的势力，在亚洲当二管家。当时美国有一种想法，就是亚洲的很多事情由日本来做。
现在很明显，最近美国的一个官员阿米蒂奇就说，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得有资格派兵出国打战，而不是一般的维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美国准备重用日本。
刺激日本向右转？
卓：实际上，日本也以美国的忠实的盟友的姿态出现。日本的基本看法是：我可以出钱，但请允许我派兵，单单出钱而不出兵的傻事是支持“普通国家”的日本政客决不允许的。这就是双方交换的条件。
美日之间的许多勾勾搭搭，实际上是狼狈为奸。如果不客观地对待美日这一关系，没有勇气承认美日狼狈为奸这一事实，而认为只要通过拉拢日本就可以达到分化美日同盟的目的，其实这是对日本的太过天真的想法。日本防卫大学的一名专家，就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日本之所以在战前能够在亚洲称霸，除了中国的分裂与腐化之外，主要一个因素是日本拉拢了一个本区域之外的大国合作伙伴。于是就有了日英同盟，后来我们知道有了日、意、德同盟，在战后则有日美同盟。
因此，拉拢本区域以外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与日本合作，借以维持和加强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这是日本传统的战略。因为，牵制中国是日本的一个基本战略。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说什么要我们拉拢日本，甚至是把正确、客观批判日本的言论矮化为刺激日本向右转，而对中国，或对亚洲不好，我想这种言论就是您所说的本末倒置。
吴：有一点，美国占领日本，是一个事实。两国之间当然有矛盾。这个矛盾不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制造不出这样一个矛盾。而是你这个占领和被占领的关系本身就存在矛盾。日本想要避免这个矛盾也没有办法。这一点中国没办法给它制造矛盾。
卓：这个矛盾确实存在。实际上，在泡沫经济鼎盛时期日本也曾经有意要和美国竞争，要平起平坐，发出对美国可以说不的声音。但是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以后，日本知道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已经别无选择，已经不敢再梦想世界第一霸主。因此，日本国内包括石原慎太郎之流的右翼分子，现在也已甘心居第二把交椅，所以把矛头更加指向中国。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本文为两名学者在北京的对谈录：卓南生(日本龙谷大学教授)为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吴学文教授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
吴学文(以下简称吴)：卓先生讲到的日本现在的社会思潮跟过去前些年不一样，这一点也是事实。日本人民，包括日本的政界，还是有一些明白人，有头脑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人民还是有智慧的。
现在的中日关系需要智慧，需要智慧来把它打开，来把它推动。当然现在中日关系很难，教科书问题、台湾问题、战区导弹问题、钓鱼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中日关系道路上必须碰到的障碍物，非碰不可。刚才我说道，中日关系涉及到亚洲的发展和安全。我相信，会出现有智慧的人。
至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什么时候都需要，这是天经地义的。日本侵略中国，这是板上定钉的事情，是历史事实，容不得半点虚假。历史岂能篡改？所以说重新修改教科书，恐怕想得太容易了吧。
对内对外 两套台词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现在一个有趣的或者是可笑的现象是，日本一边在拼命地加强自己狭隘的爱国主义，一边在抨击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这种态度，怎么能够使日本和亚洲人民和睦相处，我虽不消极，但却不那么乐观。
吴：(笑)如果现在日本不仅不修改本身的教科书，还要求其他国家修改正确记载日本侵略的教科书，那日本恐怕又要走军国主义老路了。那就是说，不仅自己不承认侵略，还要其他人承认它不是侵略。就这个问题嘛。
我还要讲一点中日关系的发展。像我们研究了一辈子日本问题，我研究中日关系和日本问题决不仅仅考虑中国的问题，也考虑日本，也考虑亚洲。我们不愿意日本再走错误的道路。我们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因此我认为中日关系上，不是现在已经被日本的右翼思潮所左右了，不能前进了。不能这样看，我还是乐观的。就是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拿出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日本小泉首相应当认识到，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他应当改变。
修宪派兵 脱缰之马
卓：从主观愿望出发，我基本上也一直有着这么一种期待。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到日本留学，当时也都会受到周围亲友的反对。就是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国家去留学？当时我们也是抱着对战后和平的日本存有幻想或者说是期待的心情去日本的。但从过去的十年来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发展的走向是离开我们的期待越来越远。
80年代初期，中曾根康弘当了首相就匆匆忙忙地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就是说他急着要扭转战后的和平思潮。这是在80年代。到了90年代，小泽一郎又提出“普通国家论”，有人译之为“正常国家论”。
有些天真的朋友认为，每个国家都是很正常，为什么偏偏日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不知道小泽一郎的所谓“正常国家论”实际上是要让日本放松宪法对它的束缚，让日本可以为所欲为地整军，让日本可以恢复到战前的一套体制。
把“正常国家论”很庸俗地用“正常”观念来看待，显然不知道日本和平宪法制定的背景及它对“军国日本”之牵制。主张修宪派兵的力量逐步压倒维护和平宪法的声浪，正说明了日本国内保守思潮之走向。
有人说，和平宪法即使改变，和平精神也还会保留。真是痴人说梦话！就连“和平宪法”的大衣还未正式脱掉的今天，日本当政者都对派兵那么热心，修宪后脱缰的日本哪能有所期待？
不久前，石原慎太郎在一家报纸的头版索性公开要求“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中曾根康弘也曾表示，能干的首相是应该为“天皇陛下”创造参拜靖国神社的气氛与环境。
换句话说，日本国内的某些势力实际上要求恢复战前的体制，也就是三岛由纪夫“以死谏国”所期待的“国体”。对这样的一个思潮，对这样一个所谓“正常国家”的方向，要亚洲人民不担忧，不恐惧，我想是很难的。
吴：小泽的“普通国家论”里面并没有提到要日本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取消美国的占领，没有这样提出。他的“普通国家论”真正目的是，日本能够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拥有军队，拥有核武器。
卓：实际上它的中心内容，就是要抛弃宪法第九条，修宪派兵。能修宪派兵，实际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其隐藏的意图显然远比单从“普通”或“正常”字面理解者要深奥得多。
吴：我们两个都是搞新闻工作的。我们希望日本的同行，能够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对亚洲的重要，对世界的重要，让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发挥作用。我们殷切地希望他们能起这样的作用。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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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者(以下简称记)：郎教授，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这些天您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那您在行内人士那里听到的是赞扬的声音多呢，还是反对的声音多？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基本上是反对的人多，不管是企业界的人士还是经济界的学者。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的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记：这个反对的浪潮在你意料之中吗？
郎：我早就准备好了。
记：你觉得他们反对你，是不是证明你说的某些话有偏激的嫌疑呢？
郎：我同样早就准备好了为我所说过的话负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说的是对的。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你所指的成功是什么呢？
郎：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比如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我的财富。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了，可以给我们修路建桥。我承认，这些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
记：你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
郎：没错。我们想想看，因为它效率差，就把它全盘否定，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不是我们又倒退了呢？而且这些人生产资料的取得又有两大特性，一个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中国的法律是不健全的，法律的规定是非常不详尽的，而且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跟英美法系国家又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是什么标准呢，就是社会公众意见是判断的标准，你不能违反社会公众习俗。陪审团认为你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而我们是根据条文来判断的。在我们这里，只要是条文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我们的公司法又是一个不健全的法律，难道法律没说的做了都是对的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些人在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
记：你认为其实是未必合法。
郎：不是我认为，而是根本就是不合法的。只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是合法的，但是在英美法系里是违法的。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社会公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网民在骂你呢？
还有第二个就是买卖双方制定价格，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的渠道。国有财产不属于他们某一方，而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你妈妈的房子价值500万，我给你50万贿赂，我就私自把你妈妈的房子贱价买卖了，能行吗？而现在，这居然是合法的。所以为什么引起老百姓这么大反响？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侯若石教授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
作者： 侯若石
Friday, August 20 2004 2:37 PM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侯若石教授，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三名对我国经济改革理论有较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三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
一石激起千层浪。侯文的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有关方面的引起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据我们所知，这篇文章除在网上不断大量被人转贴外，《中国改革》、《前线》、《社会科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纷纷转载或邀其另行撰写了内容相近的文章发表。为使广大网友了解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本刊现将侯文摘要发表，供读者参考。（《财富》中文版 周展宏）。
一、在“制度创新”大旗下的历史倒退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主张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不断发表维护高收入者利益和歧视低收入者的观点。
比如，张维迎认为，目前出现的一些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有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不平等是必然的。如厉以宁认为，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这些学者坚持认为，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靠“杀富济贫”就能解决的，市场经济中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必然的、正常的现象。
目前，中国城市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这个现象更为突出。这一切都是在 “制度创新”的旗号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解释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总是围绕“产权”而展开，并且过分强调企业经理的作用，甚至把企业经理的地位置于所有者之上。
所以，现代企业制度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方式是专制性的，是集权制度。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通过民主化程序来解决企业决策分歧非常没有效率，因此，企业只能由经理人搞**. 厉以宁等人嫌贫爱富的观点与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有密切关系。这种理论在国企改革中的主要作法是企业产权变更和对经理人的股权赠予。所以，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等在中国改革中最有影响的几位经济学家，都主张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向经理赠送企业股权。然而，事实说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说成制度创新是荒谬的。
首先，根据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这些著名学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论推行的所谓“制度创新”根本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古老的企业制度。例如，在一些地方，经理人收购成为产权变更的主要方式。且不说经理人借此侵占国有企业资产是否合理和合法，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看，这就是历史的倒退。有些国有企业变为总经理一个人所有，企业实际上成为家族企业；有些国有企业为几个经理人所有，企业成为合伙企业。在企业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企业制度都是最原始的企业制度。
其次，根据吴、厉、张三人提出的公司治理理论，所采取的“制度创新”方法是“张冠李戴”。在西方，不同的公司治理体系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例如，股权赠予被广泛应用在英美公司体系，而在不实行这个体系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它就不是激励经理人的主要方式，在企业经理人从公司获得的财富中它的比重就不大，甚至为零。
把股权赠予搬到中国来，作为激励经理人的方法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国有资产所有者成为大股东，这与以大股东为主的德日公司体系更相近。在这个体系中，由于大股东有能力直接监督经理人，股权赠予的必要性因而大大减弱。今天，即使在英美体系中，减少和控制股权赠予也正在成为公司治理革新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反而放大它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倒退。
二、“现代企业制度”是落伍的、正走向没落的企业制度
1 、现代企业制度忽略生产能力的发展，片面强调交易成本和激励机制是完全错误的
正当国内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极力鼓吹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时，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制度走向没落的趋势。在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管理者都认识到，现代企业制度生存了近百年，正面临被改造的命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企业实践看，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企业之内，那种一个企业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界限开始被打破。因此，尽管不能否认现代企业制度曾经并且仍然是当今世界占主导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但它的局限性已经暴露于世。
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假说”（所谓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发现价格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一种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因此，它强调交易成本，忽略企业的生产形态。它主张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自己的经营代替了企业之外的市场交易所起的生产协调职能，在企业内部完全由企业家指挥生产，企业家的行政指令高于一切，代替了市场交易。
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经理人在企业内拥有了专制权，于是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利用这种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到20世纪90 年代末，美国最大的100 家大公司的“高管”的工资收入由1970年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扩大到了1000倍。近年来，西方国家接连出现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专制性的弊病。高级经理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做账，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严重危害。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管”获得股权，成为企业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混淆不清，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遭遇挑战。
人类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发达国家，能够克服现代企业制度的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崭露头角。
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的界限被打破。因此，某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将代替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主导性的生产组织方式。近年来，国外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推广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但我国经济学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无视生产组织方式的新变化，仍把现代企业制度当作生产组织方式唯一的选择，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制度结构的主要因素，认为它能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所以，至今活跃在理论前沿的著名经济学家仍把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视为解释企业制度的唯一正确理论。他们主张的改革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1 ）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生产组织的惟一方式；（2 ）新制度经济学是解释企业制度的唯一理论；（3 ）主张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方式；（4 ）过分强调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作用。
众所周知，决定企业存在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而不是交易。现代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且，企业本来就是生产单位，生产能力必然是决定企业的核心因素。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把企业重点放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而忽略对生产能力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马克思主义有关企业的论断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
西方的一些尊重客观事实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不会遵照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看问题，但他们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仍然得出了生产力是企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的看法。同时，企业实践表明，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必然会相应变化，而这是交易成本不能解释的。面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合理性，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片面的观点，承认交易成本不是决定制度结构的主要因素。
我们不应否认交易成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也不应否认交易成本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现代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以，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相比较，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但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却片面强调交易成本，忽略生产能力的发展，把企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上，过度强调激励机制的建立，是极为错误的。
2 、股东主导的治理模式并不是公司治理的唯一模式
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人至今仍坚持交易成本理论，为的是说明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或治理结构是最有效的。
治理指的是处理不同利益者关系的方式。在西方企业理论中，现代企业的治理被称为公司治理，即处理参与企业的不同利益者关系的方式。在中国，则被翻译为法人治理。在英语中，“公司”和“法人”是同一个词。但是，由于公司有自己的法人代表，如果把公司治理说成是法人治理，就很容易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只能由公司的法人代表进行。因此，国内有些学者把公司治理说成法人治理的用意在于，把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其他企业参与者完全排除掉，进而将股东主导作为公司治理的唯一模式。
企业到底应该对谁负责？或者说，应该由谁指挥、约束经理？张维迎主张：以股东为主导，经理对股东负责，股东对经理进行控制。由于监督经理是需要成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经理人。又由于股东只要求一个“满意的利润”，只要企业利润大于这个满意利润，经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超额利润。所以他认为，企业应该由经理人在企业搞**. 他还认为，“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企业内的分歧非常没有效率，这种决策，是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官僚化体制。”吴敬琏则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
这些说法是十分武断的，因为公司治理体系和模式具有多样性。当今世界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股东主导模式，其治理方向是股东监督和激励经理人，控制经理行为。这种模式治理的一大特点是股东与经理人之外的其他企业参与者的利益与公司治理无关。因此，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只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劳动者和其他企业参与者都被排斥在公司治理结构之外。这种模式主要是英美公司的治理体系。
另一类是利益相关者模式。这种模式即是：劳动者、消费者、贷款者、供应商和企业所在地区的居民都要参与公司治理。在这种模式中，治理的方向是限制大股东的权利，防止小股东利益被剥夺。因此，为了更有力地监督大股东，劳动者和贷款银行等也是公司董事会的必要成员。近年来在西方，突破股东治理结构的局限性，已经提到各国公司制度改革的日程上，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实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方式。
张维迎为了反对利益相关者模式，居然说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分歧，是官僚化体制。这种把民主化与官僚体制划上等号的观点，不仅是一个逻辑错误，而且是无视劳动者作用的立场错误。
在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和体系日趋多样化的今天，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等人仍主张实行股东主导模式和英美公司治理体系，不但再次显示他们的观点是片面的，而且表明他们是主张将劳动者排斥在公司治理之外的结果。
3 、三位学者主张的公司治理方向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张维迎认为，将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是误导，而应将经理视为“实际的所有者”。这就表明，他内心认为，企业权力应完全由经理掌握，只有激励经理才能提高企业绩效。这个观点不但成为国内经理们利用手中经营管理权索取股票期权的理由，而且成为主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强烈要求向经理赠送企业股权的理论依据。本来，在发达国家，约束和激励公司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方式是多样的，例如，企业并购、大股东控制、投资者代理人参与、董事会组成的调整、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等等，向经理人赠送股权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而且，对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早就有人提出质疑。国外的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增加经理人的股权，与企业的业绩并不相关，而且，这种作法对企业健康发展还有负面作用。比如，经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股权收益，对投资项目采取保守态度，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2003年，美国一家公司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认为，公司经理人的收入过高，赠送股权并没有改善公司业绩，应当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方式，减少经理人的收入。这些事实证明，张维迎等人提出的对经理人赠送股权进行激励的办法是片面的。
张维迎曾说：“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证经营工作由称职的人来承担。”为了论证他的谬论，甚至污蔑广大穷人具有说谎的积极性。他说：“越是富有的人越没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越是贫穷的人越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的重要机制。”正是由于张维迎、厉以宁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这些年来不断吹捧富人，污蔑穷人，鼓吹贫富不平等的合理性，把劳动者排斥在公司治理结构之外，才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在中国改革中转化成了主要为企业经理利益服务的理论。因此，说他们的理论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谬论，并不为过。
三、公司治理应当着眼于提高企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针对企业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矛盾，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现代企业制度。认识到现代企业制度除了放大了企业经理的专制性，造成经理滥用权力，损害了劳动者和其他企业参与者的利益外，还造成企业以短期赢利为目标，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由此，引起了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以革新公司治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改革的要义是企业制度应利于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首先，从正确处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出发，重新界定公司治理的目标，做到公司与社会保持一致。把它从公司内部扩展到外部。在任何国家，公司治理机制都有两个不可缺少而又不可分离的目标：一是扩大企业的业绩；二是确保公司与社会保持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外包生产的新趋势，一些加工制造业务或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了其他企业。原来由一个企业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功能，现在由多个企业来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已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
实现共同生产产品的目标需要长期稳定的市场，企业之间保持连续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变得极为重要，这样，就必须突破现代企业制度的功利性、经营目标的短期性、治理结构的对立性。这就是说，公司治理不但要监督管理者的行为，限制经理人和其他企业内部人滥用权力和侵吞企业资产，而且要确保企业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确保公司能够保护投资者和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保护公司内部人的私利。
其次，重新定义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在任何国家，企业都是行使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职能的主要机构。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兴起了一场要求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运动。它强调，公司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当考虑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而这其中，劳动者的利益是公司社会责任中最主要的内容。
所以，公司治理机制应与政府共同引导及确保公司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为，应将公司治理机制中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 代理关系扩展到公司之外，使社会与公司之间也成为委托――代理关系，即确保公司在行使自己盈利行为的同时，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主动担负社会责任，它的可信度就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最终或根本目标更应该是为劳动群众谋福利，为全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本应具有这种社会性。所以，我们应当让企业向有利于劳动者和社会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按照张维迎、吴敬琏、厉以宁等人的那种只为富人服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视为制度创新，那就只能是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吴敬琏许小年回应郎咸平：国企改革不能停止
“郎顾之争”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在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并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之际，在南方的深圳，吴敬琏、许小年先后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8月29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上，吴敬琏和许小年两位教授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意料之中的“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引来了吴敬琏的长篇回答，而许小年也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演讲结束后，《21世纪经济报道》进一步采访了吴敬琏教授。
正确看待国企改革中的问题
记者：如何看待“郎顾之争”？
吴敬琏：最近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我不太理解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就曾经提到过德隆的问题，最近又提出了科龙的问题，他说科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
而科龙的顾先生已经在香港的法院提出诉讼，我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
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
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你认为国企转制中的腐败情况有多严重？如何看待参与转制改革的民营企业？
吴敬琏：刚才还有人说，这是郎咸平教授跟企业界发生的争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难道整个企业界都是盗窃公共财产的吗？恐怕不能这样说，有些人就喜欢把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
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许小年：对于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学术上确实是做了一些研究。包括为什么东方的家族企业比较多？东方的公司治理机制有什么新的内容？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从1933年两位美国学者第一次提出公司治理机制以后，学术界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美国式的公司股权结构上，就是有众多的分散的小股东的股权，因此非常强调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制约管理层，来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其中的一个制约办法就是适度增加股权的集中度，1985年有一个美国学者的文章，就是讲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看过郎咸平教授的一些研究，他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东方之所以家族企业比较多，就是因为东方的法制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充分、中介机构不发达，依靠美国式的法律体系来制约管理层的办法在东方可能不是很现实。另外东方大量出现了大股东，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出现了，这些就是争论的学术背景。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当大股东出现了以后，虽然解决了因为股权分散、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搭便车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开辟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新战场，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股东与管理层的矛盾转化为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矛盾。因为在大股东出现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控制管理层。在有大股东的时候，往往是大股东和管理层串通一气，伤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在实践中、在监管中，都要有一系列的创新。
我们媒体在报道这些热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向前推进一步，告诉公众我们讨论的核心在什么地方，而不要停留在表面上。
学术独立与利益冲突
记者：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经济学家整体失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啊，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研究来独立的作出结论。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责任，说所有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来开个会，表决作出集体意见。如果这样就没意思了，就好像投票似的，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还是要有分析，要引导人们去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是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公民，都应该发表意见。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记者：郎咸平教授昨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前他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记者：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吴敬琏：郎咸平不是这个公司的雇员，他不会与公司的利益出现冲突啊。学者按照他独立的研究发表意见，他不会服从哪个公司的利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但是公司他也有权起诉，如果他认为你是诽谤的话。
许小年：在市场经济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在市场上有竞争、有交易、有合作，都在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这个很正常。
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中间，知识分子、学者应该是超脱所有的利益集团，应该对社会负责。所以他的独立性、他的批判精神，他的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
股市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
记者：你如何看待上半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吴敬琏：有些指标下来了，但我认为也存在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分运用了行政手段，因此效率损失比较大。行政手段要逐步淡出，要强化市场经济的手段。
记者：如何看待股市的现状？
吴敬琏：股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言论整整有一本书，要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我就认为一开始建立股市的时候定位不准，要为国企改革服务，在制度安排上有很多问题，所以要从根本上把这些不正确的制度安排纠正回来，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21世纪经济报道 张东生)
南开大学教授博导韩强声援郎咸平、左大培
韩强
最近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引起学术界关注，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公开发表声明，称要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称赞郎咸平是真正的金融专家，并且是有良知的金融专家。左大培在声明中称，郎咸平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领导MBO的总结论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并指出，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这种侵吞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某些“经济学家”，不仅为这种行为辩护，给它们戴上“改革”的高帽，而且还在直接出谋划策。
这里，我发表声明支持郎咸平、左大培的学术精神（具体实例另议）。
第一，郎咸平、左大培提出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人民有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国有资产的积累，是1949年以来企业的广大职工、知识分子、管理干部劳动长期的结果，同时，广大农民也为国有资产付出了代价――剪刀差。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任何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我们不否认国有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防止贱卖国有财产是涉及到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问题。对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学者都应该本着向人民负责的道德良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
第二、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看，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意味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观念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必须破除。朗咸平从分析上市公司入手，要求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是有意义的。左大培早就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2002年8月他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台》做过专题演讲。我在新浪财经做过介绍（《评左大培的设想：国有资产的动态管理》【2002.09.12 13:37】 和讯财经）
第三，郎咸平研究香港证券市场：国有控制股公司、家族控股公司、公众公司的经营状况的文章早就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这也一次他发表了对欧洲上市公司的研究，指出欧洲国家都有国有股，说明了混合经济的情况，让某些张口闭口就是美国如何如何的“经济学家”们吃惊。对于欧洲的情况左大培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与裴小革合著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从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高度上对欧洲混合经济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实，亚洲的韩国、日本也是混合经济，铁路、邮政也是国有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在过去数十年中，曾经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规制和政府支持的大企业集团，通过高强度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1961年以后，韩国政府就把发展经济摆事实在首位，提出“民族中兴”、“祖国现代化”的口号，建立了经济企划院，实行官司民协作体制。美国经济学家沃伦诺夫甚至非常感慨地说：“韩国企划厅定出来的规划，具有权威性和高效率，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机构所不及的。”而韩国学者自己在描绘“官民协作体制”时说，这是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的“有领导的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
第四，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曾经有过辉煌，但是亚洲经济圈内，特别是东南亚也有其缺点。郎咸平指出，亚洲的家族集团像一座金字塔，企业分成四层，最上层是家族控股公司，第二层是私人公司，第三层是上市公司，第四层是现金收入及利润公司。据统计，在亚洲九个国家中，除日本外，上市公司最大股东分布，控股的股东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上市之后，必然与地方官员勾结，借以登上权力的舞台。没有一个例外，这种官商勾结，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实，损害了制度的有效性，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法制化，而且家族控股越大，越无效，越没有法制。1997年的泰国，亚洲金融危机，家族企业欠花旗银行的私人债务最后全部转为国债，他们所欠的债务直接由全体大众来承担。这些实例，其实就是吴敬琏教授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不公平的市场经济。
所以，我们研究国际经验，不能只是美国的，还应该包括欧洲、东亚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包括一些失败的经验（特别是俄罗斯），正反两个方面都要研究，聪明的人不仅要学习人家成功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犯人家已经犯过的错误。
第五，所谓“公有”、“私有”，要辩证地看。2002年4月20日，年近九十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中国财经高级论坛·2002上海”活动中，欣然接受了记者专访。他说：“十五大之前，我编写了一本《于氏简明社会主义结构辞典》，其中注明了每一个名词的概念。在我看来，单谈‘全民所有制’这一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我最早在‘十五’大上提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有制，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同样，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不能够一概而论公、私有制。只有承认把公有、私有财产都看作是神圣财产，社会主义才能全面发展。” 于光远先生还向记者认真分析了股票市场的性质问题，他认为，股票市场只存在个人股，没有私有股。这其中有一个两重性的问题，股票持有者并不代表股票私有，只有出现股票转让，卖出股票换取的货币才称为私有财产。于老强调指出：应该区分公众化与私有化，股份化并不意味着私有化，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是私有化不如说是公众化。（《东方网》2002年4月22日，《中国证券报》2002年4月29日）
我在《经济哲学讲稿》（《经济现象的哲学思考》）中对于光远同志的观点进行过详细的分析。我的主要观点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有公共设施。我认为股份制公司是产权明确的、动态的、混合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它必须尊重每个股东的权益。因为公司的资产是全体股东的，所以谁要退出，只能卖出自己股票，不能把公司的生产资料直接拿走一部分，这实际又是对每个股东的限制，体现了个人服从集体的原则。同时集体也要考虑个人的利益，小股东可以通过法律对股东大会中侵犯自己利益的决议进行诉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市公司被称为公众公司。
在美国，不管你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公司，只要你一上市，你就是公众公司。公众就是一个社会的，集体的观念。所以美国经常有“团队精神”的说法。为什么美国会对安然公司的造假严厉惩罚，因为它破坏了公众利益，破坏了整个证券市场的信誉，所以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就是维护公众利益。
第六，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除了一部分科技人员下海，有相当一批企业家原来只是打工者，或者是个体户，他们主要是靠自有资金，一点一滴地积累财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是守法的，或基本守法的。违法经营、甚至犯罪的，只是极少数。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赦免原罪”，实际上是为少数不守者进行辩护。这不仅对人民群众不公平，对大多数奉公守法的民营企业家也不公平。
第七“原罪”和“仇富”是两个假命题。
“原罪”是一个宗教道德判断，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把这种观念应用到任何人身上做价值判断或者做法律判断都不合适，因为从唯物主义观念看，人的观念、行为是后天形成的，不能做先天判断。既然应用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适，应用到富人身上就更不合适，因为这样一来，一部分人从它发财的那一天开始就有罪，另一部分人没有发财就没罪。这不符合近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
所谓批判“仇富心理”实质上是批判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义要求，批判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反腐败、反对官商勾结，反对造假货的正义要求，不管绕什么弯子，都是为少数为富不仁者辩护，为少数不纳税者进行辩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义利一致，孔子早就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孔子、孟子都主张富国、富民，并且称之为仁政。我们现在提倡劳动致富、守法致富，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所以说“仇富心理”是个假命题。
这里必须注意，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反腐败，不单是针对少数违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也包括少数国企的高管人员、少数贪污腐败的干部。腐败者是极少数，如果仔细看“富人原罪”和“仇富心理”两个假命题，就会发现：不管绕什么弯子，都是为少数为富不仁者辩护，为少数不纳税者进行辩护，为少数官商勾结者辩护、为少数造假者辩护，为少数行贿受贿者辩护。言外之意是“赦免原罪”，不要再追究了！你要是有不同看法，再拿“仇富心理”的大帽子扣你！
我们注意到：吴敬琏教授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更多的是仇腐心理，而不是仇富心理。应当将两者严格区分，并加以正确引导。否则，就会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对立，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新闻晨报》2004年6月14日）这个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反对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都坚定不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八，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公司的领导和高管人员都是人民的雇员，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是人民的雇员。我认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而不是忙于几家大企业的整体上市。因此建议人大、审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追查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案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经两次播出节目。一个典型是山东某农机公司（曾经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得上的）部分管理者另注册了一家民营公司，同时仍然兼任国企工作，把主要业务让所谓“民企”经营，然后让原国企出钱办货场。另一个典型是南方某食品厂在改制过程中，厂长把机器、招牌、甚至是历年来的奖状转移到郊区办了一厂，让自己的亲戚经营。使原有国企成了一个空壳，再卖给另外的民企，不仅坑了民企，而且使原国企的职工没有安置费。这些以权谋私的行为，正是郎咸平所说的“国企、民企联合挖空国有资产”的典型。
当前，我们要特别警惕那种挂两块招牌的“假民企”，一头吃国家，一头吃民企。
第九，我一直对所谓的MBO表示质疑。朗咸平提出在美国只有1%的公司进行过MBO。其实，MBO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买断总公司下面的分公司的经营权，但是仍然受总公司制约，这就是所谓的特许经营。另一种情况，是管理层收购，这只能是主人也不想要的公司。但是，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却拿美国1%的例子说事，要在中国推广MBO，实际上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MBO。有些人想发财，又不想象真正民营企业那样创业，想直接从国有企业下手，实现一夜暴富，所谓宣传MBO，正是这种暴富心态的反映。如果高管想对民营企业MBO，那老板就请你走人。这就好象保姆想要当主人，主人只好解雇保姆一样，没商量。
第十，我建议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组成联盟，共同研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真正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哲学思维基础上的。我非常欣赏长江商学院项兵教授说过的话：国际上有实力的大企业的竞争是高层次的竞争，是企业文化的竞争、文化价值的竞争、哲学思考的竞争（电视演讲大意）。希望我们的企业家，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国营企业家进一步提高素质，勇敢地参与国际竞争！
最后，我要感谢各位编辑和各位网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国有经济历史轮回的必然趋势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程 国 有 原创论文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就进入了俗语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轮回之中。即1949-1979年，我国国有经济逐步在我国工业经济比重中占据90%的绝对主导地位；1979-2009年，我国国有经济将由90%的绝对主导地位逐步退居到10%的控制地位；可以预言，2009-2039年我国国有经济又将重新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有经济比重将由10%上升到30-40%。概括而言，我国国有经济呈现出“国有化—非国有—再国有化”的历史螺旋式发展过程。造成这一历史过程的根源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管理水平、企业管理水平、对国有企业核心问题的认识水平以及社会大环境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1949-1979年，国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强约束，弱激励”，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195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改造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计划经济、公有制，不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这就注定了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必然由三大改造前的19.1%上升到90%的绝对主导地位。
然而，此阶段，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是“强约束，弱激励”。强约束是指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包括原料采购供应、产品销售、企业分配、企业财务、企业人事等）都完全控制在政府主管部门手中，企业经营者可以支配的权力极小，此时，经营者谋取个人私利的机会是极小的。弱激励是指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工的激励主要是靠政治思想教育，并且形成企业搞的越好，上交越多，且计划任务加码越多，反之，企业搞的越差，亏损越多，政府补贴越多，是一种奖劣罚优的逆向激励。其结果是广大企业经营者、职工没有积极性，不思进取，形成了国有企业的普遍低效率，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的根源所在。
这就注定我国必须从经济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等方面对国有经济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二、1979-2009年，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是“强激励，弱约束”，国有经济衰退到10%控制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转换经营机制、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思路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加大激励机制，其主流理论是“两权分离”理论和产权理论。然而，这两大理论都加速了国有经济非国有化进程。在这一系列改革进程中，国有经济衰退及比重下降正是由这些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打破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非公有制由禁止转向补充地位，十五大又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为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再加上曾经对外资经济的特别优惠（超国民待遇）和近年全国各地正在开展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大竞赛。这就注定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上升过程，与此同时，则是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过程。
⒉两权分离理论及改革思路导致了国有经济的隐性非国有化过程
两权分离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根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要搞好国有企业就必须实现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依据这一理论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是推行国有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及后来以落实14项自主权为核心的转换经营机制。其结果是，国有经济产出在初期是上升的，但国有企业效益却不断下降，下降的直接原因，一是经营者、职工收入水平增长远远高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形成所谓“穷庙富和尚”现象；二是国有企业管理成本和非正常支出大幅上升，形成所谓“穷庙富方丈”现象。国有资产就是在这一改革实践中大量的不知不觉中流入少数私人口袋，形成所谓“隐性非国有化”过程。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日益加重，到1997年全国地县级大规模改制时，绝大多数地县级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
两权分离理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首先，国有企业从一诞生就是最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即全体人民作为最终所有者并不直接监督管理企业，它所讲的两权分离只是政府这一所有者代表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其次，“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就没有活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就有活力”，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现实中大量的个体、私营、合伙、外资经济等都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却具有极强的活力和生命力；成熟的股份有限公司绝大多数股东所有者是不监督管理企业的，是典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同样显示出极强生命力和活力。第三，两权分离思路是东欧迈向私有化的根源。东欧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沿着两权分离思路进行的，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以失败而告终，东欧其他国家的两权分离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以致得出了一个“哪里有公有制，哪里就有腐败”的错误结论，最终迈向了大规模推进私有化的泥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按照两权分离思路进行的，虽然一再高呼“绝不搞私有化”，结果却陷入了隐性非国有化的泥潭。
⒊产权理论及改革思路导致了国有经济的公开非国有化进程
产权理论是西方研究私有制下企业发展演变的一种理论，广大归国留学生把它用于研究中国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根源是丧失了最终所有者的监督约束。因此，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国有资产最终所有权的人格化或者私有化。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又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进行的，提出了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或者说以产权制度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前几年全国地县级大规模改制就是以上述说法为理论依据的，其实质上是大规模推进我国地县级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十五大以来明确提出的以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兼并以及国有股权转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形式，其实质就是在产权理论指导下的公开非国有化过程。这一过程加速了我国地县级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进程。目前，除垄断性领域、基础性领域之外，多数地县级竞争性经营性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基本消失。
其实，产权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必然丧失最终所有者的监督约束是正确的，但是，产权理论由此提出的国有资产人格化或私有化就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最终所有者的监督约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在以现代公司制为主导的现代企业中，绝大多数最终所有者监督约束也是普遍失灵的，绝大多数小股东是主动放弃对企业的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和监督约束的权力的。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后，将国有股份私有化给全体人民后，每一个人就是一小股东，最后他们依然会主动放弃对企业的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和监督约束的权力，股份制依然会丧失最终所有者的约束，出现“内部人控制”和管理者腐败问题，东欧各国国有经济私有化后的企业内部人控制与管理者腐败也证明这点。
⒋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成熟决定了国有经济的衰退必然继续下去
目前，理论上，支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是产权理论，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是建立以公司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有生命力的根源是产权关系好。因此，搞好公司制的核心是完善公司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其实这一思路是不完全正确的。本人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是缺乏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1949-1979年，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表现为“强约束，弱激励”；1979-2009年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表现为“强激励，弱约束”；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公司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具有生命力的根源不是产权关系好，而是在其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科学的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科学的激励机制不仅包括以基薪、底薪、津贴、年薪、奖金为主要形式的短期报酬激励，而且更重要是包括了以股票、股票期权、知识产权等为主要形式的长期报酬激励，这种长期报酬一是可以激励企业领导人的长期行为，二是可以减少企业领导人的犯罪行为；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不仅包括股东、经营代理人、监事会、会计、职工等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而且更重要是包括审计、公开信息披露制度、债权人、市场体系、政府监管等外部监督约束机制。正是科学的激励与完善的监督约束，解决了企业内部人控制和管理者腐败问题，使得企业领导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努力搞好企业。因此，搞好公司制、搞好国有企业的核心是如何建立科学的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
目前，实践上，我国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其他机构对其审计、公开信息披露制度及运作过程的外部强有力的监督约束，即使如此，上市公司的监督约束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和管理者腐败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其他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特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外部监督约束几乎没有或很弱。而股份制企业内部监督约束多数是天然失灵的，如私人小股东、国有股东监督失灵，董事对经理监督失灵、监事会监督失灵、内部会计监督失灵、职工监督失灵，内部监督只有私人大股东监督、经理人员对下属监督是有效的。这就注定了目前我国非上市股份制企业监督约束机制依然处于失灵状态，依然会重踏过去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管理者腐败的覆辙。目前，地县级国有股份合作制企业正在进行的所谓股权向经营者和业务骨干集中的二次改制，正是这种监督约束普遍失灵状态下的必然选择（私人大股东约束有效、经理人员对下属约束有效）。
由于目前理论上，我国对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依然认为是产权问题，而没有认识到是激励与约束问题。实践上，我国现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现有政府经济管理水平、企业管理水平及社会大环境注定了目前我国还不可能对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形成严密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外部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因此，当前国有企业的“强激励，弱约束”格局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管理者腐败问题短期内还无法消除，再加上这些年来体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不利影响，国有经济进一步衰退必将继续下去。目前，地县级经营性国有企业已基本消亡，预计，到2009年国有经济将下降到历史谷底的10%左右。
三、2009-2039年，国有企业将形成“科学的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国有经济将进入由10%上升到30-40%的崭新发展阶段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重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此时，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府经济管理水平、企业管理水平、对国有企业、公司制企业认识水平及社会大环境都将步入一个比较健康状态。为适应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国有经济又将重新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国有经济比重将由10%上升到30-40%。
⒈此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需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国有化进程。
当我国国有经济比重处于10%状态时，整个社会经济不稳定状态将会比较突出，尤其是一旦遇到宏观经济衰退，以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将会出现大量关闭、倒闭情况，并通过连锁反应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剧烈振荡。此时，国家从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角度，必然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国有化运动，即政府出面对一些处于困境的非国有经济进行收购整顿，防止其大量倒闭、关闭、破产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此时国家已有财力进行这一活动。也就是说，国家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需要进行非国有制的国有化运动。
⒉此时，理论上和实践上，国家已经有能力保证国有经济健康发展。
此时，理论上，已经认清了国有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核心既不是两权合一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产权问题，而是要有科学的激励机制（尤其是长期激励机制）与严密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外部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由于公司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经历了近20年的规范和发展，全社会从理论界到政府官员已经认清了公司制具有生命力的核心是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和严密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此时，实践上，国家不仅建立了包括短期报酬和长期报酬的科学激励机制，而且建立完善了包括股东、经营者、监督者、会计、职工等内部监督约束和审计、公开信息披露制度、债权人、市场体系、政府等外部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国有企业及公司制企业基本消除了“内部人控制”和管理者腐败等问题，并且能够健康发展。此时，以公司制企业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欣欣向荣的健康发展阶段。
随着国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成熟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国家财政投资的增长，政府及国有企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收购兼并过程的展开，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必将步入一个逐步上升的崭新历史过程，预计到2039年将可达到30-40%。
200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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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仇富心态”之嫌疑，我在文章标题上做了一些“手脚”，即在“中国富豪”之间特意加上了“一些”这两个字。
这是当今国情的使然。
的确，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速度实在是怪怪的，一不靠办企业；二不靠科学技术；三也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而实施“官倒”的好时机；四，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富豪的出身也不是“名门望族”，有的基本上还是一个不懂计算机、不懂外语的“新文盲”，从一穷二白起家，然而就硬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中，成为几亿、几十亿的富翁。譬如，那个被称谓“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私企业主，但却能在地产和金融圈子内呼风唤雨……这类富翁的“财富（原始）积累”速度真比火箭登月还快，真能活活气死世界上那些靠真本领富起来的有钱人。
若再进一步用“三个代表”思想与其相对照，就更是南辕北辙了。这些富豪的暴富沾不上先进生产力的任何一点边，他们的暴富过程亦没有任何先进文化的内涵，更为致命的是他们所伤害的则是社会的利益、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这类富翁的暴富，难道不该怀疑吗？
有的人对这些“富豪”赞不绝口：说他们不仅聪明、能力强、运气好，而且能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不过，依我这个研究国民心态几十年的心理学工作者来说，这些心理品质常人也能有，与一般人不同的则是：拥有冒坐班房、掉脑袋的心态！反正自己是一无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若一无所有离去，也没赔什么，然世上的荣华富贵享受着了，也算是赚了，活着了，够本了……说真的，若是将马克思所说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这段话用到这类“冒险家”身上，是一点都不会错的。其实，何只是“300％的利润”呢？简直就是“∞”（无穷大）。
总之，这类“冒险家”创造的暴富“奇迹”，是值得怀疑的。
解密“暴富流程图”
应该承认，中国一些富豪暴富是有“诀窍”的。
什么“诀窍”？研究腐败多年，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秘密，依我现在看来，这个“诀窍”，说深也不深，说浅也不浅，还蛮管用，“效率”极高。
对这一“诀窍”，中国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暴富操作流程图”：“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这一“暴富操作流程图”，学术味太强，一般老百姓真还看不懂。于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对它作了通俗的解释：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
我认为，这一解释还不够白，还需要作更“俗”的注解，于是，到了我的嘴里，就不那么好听了，这就是，这类商人极能抓住两种类型的官：一种是地方上握有“资源绝对支配权”的“父母官”，一种是口袋里装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金钱的“银行官”，然后在“市场—资源—金钱”三者之间进行“资本运作”（这是说得好听一点的说法，说得难听一点就叫“空手倒”）。
“资本运作”需要钱，然而房地产商哪儿来的钱？什么背景都没有的人又从哪儿来去找钱？于是，精明的商人将眼睛盯住银行家，攻关的目标自然成了银行家。然而，商人们的这种“用小钱换取大钱，用担保换担保”只能骗得过管钱的、精明的银行家？怎么将银行家们搞掂，就成了商人们的一门深奥的学问。于是，银行家们自然就成为房地产商和批发土地官员“共富的对象”，成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银行家一摆平，钱就滚滚而来，据学者的计算，房地产项目中有超过70％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
以上就是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诀窍”。所以一位经济学家就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肖鸿扬）
200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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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者按：战争是残忍的。第一颗战争原子弹是美国投下，由此开创了美国大帝国时代。
作者:半岛老头
网上争论最多的就是在台海战役怎末个打法？到底是打持久战，还是打闪电战？是打常规战还是打核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明了“持久战”的适用范围。准确的讲就是弱势的一方用各种“不对称战术”将战争僵持下去，一至到强势的对方在意志力，国力和战力都支撑不下去为“赢”。中日的八年战争就是一个绝好的战例。台海战役完全不同于抗日战争，现在局部是我强敌弱。强势的我方还在人力，物力资源上强过对方。台湾周边都是国际海上通道,战争旷日持久,影响世界经济.这样,内政问题就变成国际问题, 正好给美日以保护生命线为由, 行武装干涉之实,50年前朝鲜战争那一幕不幸要发生在中国领土上, 只是这次再不会有朝鲜人民志愿军来救我们了... 美国对台海战争的干预几乎是不用怀疑的，要不是他的常规武力都被陷在海湾和阿富汗，很难想象面对中国大陆对台独的怒吼，贵为世界霸主的美国那末忍气吞声。明眼人都明白，今天美国口口声声说“反对台独公投”就是在玩花政治代价买时间的把戏！打常规战中的持久战正好给了美日干涉的口实和时间。再说这种战法也无形中给国际干涉势力中的鹰派加分，使的外来势力的干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样看来，我方正好处在日本当时的处境，后果嘛。。。不言自明。
台海战役也打不成常规的闪电战，近代最漂亮的闪电战就是德国偷袭苏联。当时德国对苏联能打成闪电战的原因就是苏联的牒报工作当时很差，对德国没有防备。再加上当时的战场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台湾的牒报人员据说就在中共的军事最高层一级，要末你怎末解释连大陆部署的496枚中程导弹竟被陈水扁如数家珍地数一遍。。 此时战场又有海峡天险和导弹，预警系统。。。使我强大的陆军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这一切的一切决定了“闪电战”在通常情况下不适用于台海战役。而且一但用常规武器交手, 美国马上就断定中国不敢使用核武, 马上就会以惊人的海空运输力运送最先进的武器给台湾, 帮助正在与共产主义战斗的自由斗士. 据说美国的“预防计划”是像96年那样用航空母舰群进入台湾海来阻断两军冲突。。。你还以为台湾只有300架飞机?!你还以为台湾就那两艘破潜艇?!你还以为台湾没有攻击性进攻武器?!...那时的台湾除意志外就是第二个以色列!到那时你还认为台湾还是那末不堪一击吗?！
常规闪电战打不成，持久战也不能打。难道世上就没有更好的破敌之策了吗？
笔者注意到不少热心者想出了许多兵不血刃的高见, 什么飞机军舰过海峡中线示强啊,什么先拿下个不着边际的南沙太平岛，澎湖列岛啊, 什么对台湾实行经济制裁啊,什么中国人认为只要打一、二个导弹就可以让台湾股票崩溃、外资撤离，继而台湾与大陆谈判，或靠打、封、登将台湾逼到谈判桌上。如果是这样当然再好不过，中国真是烧了高香，撞到大运了！这样的话平时拿台独分子开涮、损损他们图个爽当然可以，但读者千万不可以信以为真。我们可不可以将前面的中国换成美国、将台湾换成中国，认为美国的几十颗导弹就会造成外资撤离、中国经济崩溃，而轻易摆平中国人呢。显然，没有太多的中国人会同意这种看法, 而相反只会激发人民对对方的仇视。同样导弹发过去后，台湾人和西方投资者都会期待美国的卷入而观望。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有过傲人的战斗意志，但也有过薄弱的战斗意志, 不要过分看低台湾人的抵抗意志. 如果到了今天还有人说可以用96年那种打导弹杀鸡吓猴的方法对付台独, 那他若不是个弱智就是别有用心的民族败类！
台海战争一但打响，中国军队只有登陆台湾才可以保住台湾领土的完整。否则中国必然永远失去台湾。有人说中国可以继续以导弹打台湾而让台湾付出代价，让他们意识到台独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只要大陆不能登陆台湾，台独就有出路。在古近代，当高丽、安南独立后，中华帝国的军队进不去这些地区时，皇帝们或自派军队进行边境骚扰、或派雇佣军去骚扰，去破坏它们的经济，出几口恶气。但有什么用：朝鲜、越南不是照样脱幅而去了吗、不独立得好好的吗？若干年后，高丽、安南知道中华帝国惹不起，假装请罪自己的不是，但开出妥协条件：恳请中华帝国开恩准予独立，但承认中国是它们的保护国。皇上大臣们知道木已成舟，加上虚荣心和无奈之情，一阵议事后，面对现实低头。谁能保证中国不登陆台湾可以让台湾不步高丽和安南的后尘？！
所以只要对台动武,就要用战术性核武器和中子弹, 以闪电的速度和暴雨的强度去彻底地摧毁它的主要军事部门(机场, 港口,车站, 发电厂,军事, 通讯和工业基地), 然后空军对地面残留的有生力量进行“断气”行动, 最后解放军的常规军力登岛对台进行致命一击,在短时间内攻占台湾，并迎接武装民兵和预备役大军上岛剿匪. 所以“闪电战”只能是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中国一但在台海开战，就不能按常理出牌，就是要用小型核弹打它个尸横遍野，打它个措手不及！彻底瓦解台军的抵抗意志和盼望援军的幻想，彻底地吓阻美军的干预计划和信心。一战务必全胜而登陆台湾，否则挡不住台湾的离去,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看到中华民族的再次衰落。
我曾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不少兵家著作和军事传记, 总结所有我所看到的战略战术原则, 可高度概括为八个字:以己之长, 攻敌之短. 整体来看台海军力, 依然是明显的敌强我弱(如果考虑到美日加入),形势相当严峻, 不容我们有半点带个人的感情色彩在内, 这也是台独得以猖狂的资本. 为了在局部上做到以多胜少, 以强胜弱. 我们不得不用嘴里吃着一个, 筷子夹着一个, 眼睛盯着一个的传统战略方法分化和瓦解对方有效力量. 既用战术核武加常规武装来对付台毒, 用经济方法拖住日本, 用大部核力量准备与美国对决. 台独想的是他们有先进的战机和预警系统, 反潜机也足以对付我们的潜艇. 而我们却偏不钻他这个套, 我们的战法是没有大规模海战, 也没有大规模空战. 对付台独: 飞机不用打, 舰艇不用炸. 用战术核武器毁掉台湾的机场和港口, 什么先进不先进的武器, 一阵磨姑云就成烟飞灰尽.然后再用飞机炸他的陆军和坦克,也包扩它的雷霆2000.最后全民登路剿匪,剿得一个台独也不留.总之, 用孙膑赛马方法, 打台毒一个不对称战术: 1)以战术核武对付它的常规 2)以空军对付它的陆军 3)以正规陆军和武装民兵上岛剿匪. 剿匪是“持久战”，是稳定人心和巩固政权的漫长时间。对这一点，共产党最在行。暗藏的台独分子就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自生自灭，阶级斗争到是个可以考虑的法宝。“十年铸一剑”，我想没有十年的时间，台湾是稳不下来的。
用战术核武的道德问题可不必考虑, 美国在阿富汗也使用了准核武. 而且战术核武不同于战略核武, 它有效杀伤半径有限, 是毁灭军事基础设施而避免平民伤亡的利器.美国已经拨巨款来发展和打造小型战术核武.可以预见:本世纪战术核武将是战场上的主要杀手剑. 而且它是唯一的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失,避免两岸人民免遭生灵涂炭,最最道德的上策.试想: 若用常规武器, 大陆的常规海空武装对比台湾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当战事僵持下去, 美日的卷入不可避免. 战争升级为世界大战,这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核大战. 战争的结果无赢家, 连台湾在内, 玉石皆焚. 使用战术核武对付台毒, 对跃跃欲试的美国,日本也是个威摄. 对比我们, 他们的短处是美国老百姓心里承受能力差, 工业和人口相对高度集中, 不利于打核战. 我们死3亿人还能过, 他们死3亿人就亡了国. 否则与美国打常规战简直是以卵击石: 美国的军工企业大都开工不足，造几百枚M型这样的导弹不过是几个星期的活，以美国之工业和管理水准，再多开几条流水线又有何难。所以，中国如不毁掉美国的后方工业基地的话,你可以想像飞机,军舰和导弹是以什么样的速度从生产线上下来...对这种现象日本的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说过：你只要到美国数一数工厂，看一看美国的工业水准就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与美国开战。对美国这样的强权，第一你不要挑衅它，第二你不要污辱它。说什末在他的军事基地面前“响一声”来“吓唬吓唬”它，这样说开开心可以，千万别犯弱智，那它当真！我们就将台湾主要军事目标“轰隆”一下，与美国何干？！大国之间互有台阶下，也给美国一个不参战的理由和机会。
我最担心的是中国....在台海之战之初不敢用战术核弹. 这样一来给美日吃了颗定心丸,在他们本国保守势力的压力下断然出兵干摄, 成为一场无法控制的世界大战. 辩证法的精华告诉我们：越怕狼来，狼越来！
不少网友对中国核力量的有效性表示担忧，认为中美之间的核力量过于悬殊，开战就是自杀，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或认为中国核武器型号老旧，且多年来都是为威慑苏联而设计其射程，而中国与美国的地理距离远大于苏联，因此认为中国根本就缺乏能有效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力量。对此，笔者认为，这些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的核力量不但完全有能力阻止核攻击降临在自己头上，而且还能够强烈地抑制常规攻击发生的可能。以下从几个层面上来论述这个问题。
1、近期国内的不少兵器杂志都刊登过介绍英法核战略的文章，一个重要观点是，中等的核国家与美苏超级大国不同，没有必要加入核军备竞赛，其核战略不应追求“核武器数量均衡”或“确保摧毁对手”，而仅需要以“足够威慑”为目的。什么叫做“足够威慑”呢，冷战期间英国的国防大臣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即只要英国还有一艘决心级战略核潜艇生存下来(携带16枚北极星核导弹)，就可以给苏联造成不可承受的伤害。原因很简单，目前战略核武器的弹头当量都在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吨TNT，现代大城市人口密集，一枚核弹就意味着一个重要城市的毁灭和数十万人口的死亡，古往今来的战争无非都是为了利益，什么利益能够以这样大的损失来交换呢？中国和英法一样都属于中等核国家，这种以威慑为目的战略同样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在核武器数量上追赶对手。
2、一枚战略弹道导弹其实就是一枚火箭，而中国的航天技术仅次于美苏，与欧洲空间技术联合体持平或略强。
3、在冷战时期，作为一个国际生存环境一向恶劣的大国，核武器是绝对的命根子和杀手锏，就算穷得穿不上裤子也是不能放松的，因此，即便我国前一段时期对国家安全形势估计有误，认为“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因而对常规高技术武器的研制相对落后，但在核力量上，我们可以相信绝不存在什么“准备不足”的问题。如果有人还像一些国外媒体那样告诉我中国目前只有几十个战略核弹头、中国根本没有能够有效攻击美国本土的核力量。那我会让他见鬼去。对于核武器的计划，决策层肯定经过了最严密最充分的论证。
4、就来看看中国战略核导弹的家族谱吧。中国的核装备体系与世界各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她的远程(洲际)战略导弹明确地分为两大系列，一个系列的射程为8000公里左右，另一个系列则超过12000公里。找个地球仪量一下就知道，这两个系列明显是分别针对美国和苏联的，前者可覆盖苏联的欧洲地区，后者则可覆盖美国大部分领土。我国战略导弹共发展了两代四种型号，第一代为东风4(西方命名为CSS-3)和东风5(西方命名为CSS-4)，前者射程8000公里，后者射程12000公里，在国庆35周年(1984年)阅兵式上列队通过天安门。第一代战略导弹以液体燃料、单个弹头、固定发射井部署为特征，技术相对落后。但美国对这些比较落后的导弹有防御能力吗？答案是没有。里根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把全世界都骗了，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实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只有苏联部署在莫斯科周边的“橡皮套鞋”。不要忘了美国的NMD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至于“爱国者”，在再入速度达十倍音速的洲际导弹面前它只是小孩子的把戏。而等到美国的NMD有了阶段性成果之后又当如何――我国的第二代战略导弹目前已完成研发。第二代同样包括两种型号― ―东风31(CSS-9)和东风41(CSS-X-10)，前者射程8000公里，后者射程估计将达到14000公里。他们采用固体燃料，携带分导式多弹头，并具备公路机动部署的能力。据信东风41还引入了类似苏联“白杨-M”的抗拦截技术，是专门为突破NMD所准备的利剑。东风31就是1 999年阅兵式上出现的那个最大的圆筒。目前，12000公里系列(能打到美国)的两种导弹中，东风5的装备数量据西方媒体最保守的估计是二十枚。而据台湾“国防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东风41也已于2000年底装备部队。
5、拜著名的《中导条约》之赐，美苏几乎销毁了全部的中短程核弹道导弹，并停止了对该类武器的发展，因此，中国的中短程核导弹力量及相关技术绝对是全世界最强，据外电报道中国第二炮兵装备了世界上目前唯一一种分导式多弹头的中程导弹。中国东风21(CSS -5)中程核导弹，射程超过3000公里，全部采用公路机动部署，生存能力强，命中精度非常高，并有可能已经研发了针对航空母舰的型号。东风15(CSS-7)短程导弹，射程600公里，可以携带常规弹头、普通核弹头或中子弹头，全世界罕见的末端制导能力使之命中误差仅在50～100米的数量级。以上两种导弹均已装备部队并参加了1999年的国庆阅兵。
6、所谓“核保护伞”不仅能够阻止核战争，对常规战争也能发挥很大的抑制作用，而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作为“准战略武器”的中短程核导弹。以法国为例，法国装备有 ASMP超音速核巡航导弹，由幻影2000N战斗轰炸机携带(专门为核攻击发展的幻影2000改型 )，当战争形势比较严峻时，法国将不加警告地使用该导弹突击敌重要后方基地和指挥中心。其目的有三。首先，严重打击对方已投入的前线进攻力量，扭转当前战局的劣势。其次，表示最严重的警告，若继续来犯，则法国将动用战略核武器。最后，将痛苦的抉择留给对方――是发动核报复，冒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大战的危险，还是立即停战？而在发动打击之后第一时间向对方提出停战要求，则可以进一步加强以上效果，有可能引发对方国内不同派别政治力量的纷争。除了ASMP，法国还有级别更低一点的“普洛托”(罗马神话中的冥王)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中子弹头。中子弹的破坏范围小而杀伤人员能力强，可以用来直接打击已进入自己国土的对方进攻部队，其一样能达成上述战略。
7、请读者注意，以上法国的战略思想完全适用于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一旦中国本土重要城市遭到类似“战斧”的常规武器攻击，中国将有理由立即使用上述精锐的中短程核力量，打击美在西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基地及美军进攻部队本身，这将使得美军的常规力量优势荡然无存，并且由于打击的全部是军事目标，将令美国政府在是否发动核报复的问题上陷入两难。因此笔者个人见解，即使真的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这也将是一场比越战时那种古怪的“有限战争”更加“有限”的战争。美军确实有可能直接打击我渡海部队，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居民大可不必担心炸弹从天而降，正如美军在越战中长期不轰炸北越目标那样。
8、台湾民众对于大国之间的政治角逐常有不正确的认识。往往引南联盟为先例，认为一旦中国对台开战就将招来美国介入，美军将采取完全类似的“不对称打击”模式，避开与中国强大陆军的直接交战，仅以优势的海空力量打击中国东南经济发达城市，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的成果以及战争潜力将被摧毁，而被迫撤兵求和。笔者认为这完全是掩耳盗铃的错误思想。姑且不论在中美之间有如此多利益交织的今天，中国是否可能事先就拿出足够的筹码与美国达成政治交易从而根本避免美国参战；也不论以中国近年来军事科技的发展，美国的空中力量还能否如在南联盟一般肆无忌惮；仅回顾一下历史，当年在越南仅仅由于中国口头的参战威胁，美军在那样尴尬的战局下仍对轰炸北越目标顾虑重重，而如今面对刀出鞘、箭上弦、赤裸裸的核威慑又当如何？政治从来都是各方面实力制衡妥协的结果。
9、因此，若台海开战，毫无疑问最倒霉的只能是台湾。对于大陆，最差的的结果不过是在台湾海峡的进攻部队遭到重大打击，被迫撤军，台湾宣告独立，可那个时候台湾还能剩下什么呢？看看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军的准备进程就可以知道，在美军完成集结之前，中国就会把台湾炸回二二八起义之前状态。
10、顺便说一句，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两个有核国家之间的任何战争，除了中苏在珍宝岛的冲突，双方刚一接触就都忙不迭地收手。这里面一些微妙的事情是很值得琢磨的。
11、什么微妙的事情？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所以会成为保护伞，似乎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杀伤力，在技术层面上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很简单，一个能自主全面研发和装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在军工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上肯定也是一个SuperMan。
作为一个SuperMan有很多好处，可以欺负不Super的人来博取利益。可是如果你打疼了另外一个SuperMan，那就大大的不妙了，别的那些SuperMan可能会愤怒或恐惧，因为你破坏了力量均衡。而更糟糕的是在今后欺负那些菜鸟的时候老会遇见让你没脾气的事情，因为这些菜鸟背后有你得罪的那个SuperMan！这就是各大国总会尽量去达成政治交易而避免直接冲突的原因。如果在台湾海峡打败了中国，那今后的十几年中，发现自己定义的那些“ 流氓国家”甚至“恐怖组织”一下子有了很多高技术的装备，是不是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12、大陆这边很多朋友认为打台湾是没有退路的事情，一旦败了，就万劫不复。笔者认为大可不必这样悲观。其实即使台海开战，在中美之间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即使美国出手我们吃了败仗，中国今后的国际生存空间仍未必会恶化。这种公然阻止一个大国在世界公认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行使战略权益的行为，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力量制衡肆无忌惮的挑战，难免使俄欧诸强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从而在欧洲促进法德俄同盟的进展，在亚洲巩固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鼓励日本已在膨胀的野心，从而带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世界不会排斥一个十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不会排斥一个有数百万廉价的工程技术人力资源的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仍然会向前发展。我们在核保护伞下一样的赚钱，一样的生活。
13、在二十世纪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刚刚降临的时候又将面对兄弟相残的局面。现在即使最乐观的政治家恐怕对两岸和平统一也已绝望，这是悲哀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隐隐看到了铁血首相统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那艰辛的背影，看到了彼得大帝踏上年青的俄罗斯成长道路时孤单的脚步，要知道一个落后的民族很少能不经过铅与火的洗礼就实现复兴。让我们感谢共和国前辈们在罗布泊艰苦卓绝的工作，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上英勇壮烈的战斗，在荒凉的黑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推动起沉重钻机的悲壮。这些，在五十年的征途中一砖一瓦地筑起了中国的大国实力，让我们今天面对即使是最坏的局面，也可以少担心一下自己贷款买来的房子会不会消失在战火中。我想，今天的我们，也应当勇敢地去面对所有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
（六）总结
西方“强者为尊”的规律，谁忘了谁就要倒霉，连大国也不例外。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就是相信了西方信誓旦旦的保证，醉心于里根总统在莫斯科的一番充满好莱坞式的“自由与民主”的激情演说，同意了东西德合并。等苏联解体，国力衰败，北约的信誓旦旦全成了废纸，北约东扩，坦克开到了俄罗斯家门口，炸弹落到俄国的亲戚头上...这还算不够, 还在鼓吹俄国还能再分它个十几块、二十块...俄国人是有苦说不出：谁让你放马南山，自废武功的？！要说明的是，西方所尊重的强者包含三重意思：第一，你必须有实力；第二，你必须证明你有实力；第三，你必须让别人明白，你有勇气和胆量使用你的实力。三者缺一都不行。今天凡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大国除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外，更拥有历史上好战善战并令人生畏的“战争贵族血统”：美利坚合众国， 大英帝国， 法兰西帝国， 沙俄帝国，罗马帝国，奥匈帝国，还有所谓的“大日本帝国”, "第三帝国"。。。印度之所以不被承认为“强国”而被认为是“贱民”，就因为它在历史没有让人服气的血腥战绩。所以今天的印度正卧薪尝胆，疯购军火，狂造核弹，效仿日本明治天皇操兵砺武，以图击败中国而在21世纪进入大国行列。
在二十世纪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刚刚降临的时候又将面对兄弟相残的局面。现在即使最乐观的政治家恐怕对两岸和平统一也已绝望，这是悲哀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隐隐看到了铁血首相统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那艰辛的背影，看到了彼得大帝踏上年青的俄罗斯成长道路时孤单的脚步，要知道一个落后的民族很少能不经过铅与火的洗礼就实现复兴。让我们感谢共和国前辈们在罗布泊艰苦卓绝的工作，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上英勇壮烈的战斗，在荒凉的黑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推动起沉重钻机的悲壮。这些，在五十年的征途中一砖一瓦地筑起了中国的大国实力，我想，今天的我们，也应当勇敢地去迎接挑战。
五十年前，我们的前辈在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在古直木里的敌坦克群前，在上甘岭的炮火中前赴后继，慷慨赴死，以十五万人的生命造就了我们今天50年的和平时光。而今天的我们，更应该无愧于他们的后代，更应该无愧于龙的传人，更应该敢于承担该我们这一代人应肩负的历史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也有和世界霸权较量心理和意志的英雄孤胆，对一切胆敢干涉中国内政，与中国人民开战的一切帝国主义决不手软！必定用核弹炸他们个稀巴烂，为子孙后代再造和平---- 100年！
（作者：潘宏斌, 黎阳，漏斗子）
（五）中美台海对决，究竟鹿死谁手？
我前面说过, 从广义上来讲，美国对华战争已经开始了. 这里的战争, 首先是心理战. 这次五角大楼用航空母舰队群来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宣称这次演习的目的是检验其于去年12月公布的舰队紧急反应计划.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 这淹没在太平洋波涛中的军演真正目的, 一是来吓阻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制止民族分裂的决心; 二是除了在海军中实现“铁腕没商量”而出名的美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极限战斗力”思想, 更要检验“10-30-30”的新军事战略思想在台海危机时的战斗力.
如果台海开战，美军绝不会派陆军来较量，因为他自知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一开始的“介入”是先从提供台军卫星图片，GPS定位，预警机指挥作战，间谍船提供情报和反潜机扑捉潜艇。。。这一切开始. 这是战争介入的"不对称战术", 即它可以“打”你, 你没"理由"打他, 而台湾暂且当作美军武器的代理发射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要打一场“高科技下的局部战争”大陆必输无疑，更不用说美日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来生产和运输台湾所需的武器。这个观点也反映在这月初五角大楼致美国国会的有关中国军事能力的年报中, 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在2010年前对台湾发动"D日"式的进攻是有困难的, 因为除制空权外中国还缺乏可信的两栖登陆能力.
退一万步说, 就算大陆以极大的代价取得了台海的制空权、制海权, 并且一部分解放军登上了台岛, 这能算胜利吗?
看看美国的军事网站, 到处充斥着什么"中国政权是典型的欺软怕硬, 应该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教训...应该用战术核弹将他们的军队全部炸死在台湾海滩, 以此告诉他们我们是也不是来假的, 逼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台湾..."云云, 不知我们的决策层看了后会有何感想?
其实今天美军在全世界上演的“高科技秀”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军事思想上的革命。记得那时中美军事交流的时候，美方提出21世纪的军事思想上的三项革命是：1）信息战 2）隐形 3）精确打击，反应了美国军方已下定决心要在20世纪末由美国一家独家牢牢地控制着常规军事力量的制高点。可昔美方军事理论的“新的革命”和日益澎涨的野心并没有引起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中方将军们的注意。还有, 以色列的“法尔康”(Phalcon)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AWACS)也是在犹豫了两年后才决定购买, 从1999年5月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到现在整整五年后我们才想起该购买区区几百万元而能发现美国隐型飞机的捷克维拉雷达, 而这些无一不是错过了最好的购买时间而被美国扼杀. 请问, 甲午之耻、"忘战必危"的教训都到哪里去了? !国家安全、13亿中国人民的安全难道是儿戏吗?!
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们在常规武器上已经比对方落后很多很多，靠花大价钱向俄国买来的破烂货到底有多大份量真是天晓得？！总之，每个认真的军事专家都会认为和美国在台海上空用俄国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技术来与美国21世纪的“超级武器”来比“高科技”那简直是弱智才能说的出来的话！看看科索沃战争时南联盟上空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了。
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忙，前段时间我汇总大家的发言，写的《台海战役:中国真的不敢使用核武吗？》已被人民网，新华网和舰船知识等500多个论坛和网站转载，尤其是经过最近的风风雨雨，使大家认识到原来的“有限核反击”的战略已完全不能适应今天的环境, 而全面扩充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最有效的策略已成为每个中国军事家的共识。我们的有些专家低估了家境败落，负债累累的一个流氓无赖的冒险心态，幻想用“只要有一颗落到美国本土”和核扩散来要胁美国，其自我感觉之好丝毫也不输于那井底之蛙。遗憾的是，现在没人相信中国政府有这个勇气，否则那陈水扁也不会那么嚣张和咄咄逼人；否则那美国的七个航空母舰群也不敢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因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曾有在仅有的几颗原子弹中拿出两颗原子弹试爆来虚张声势的先例。 如果说美国用七个航空母舰群来吓唬中国是好笑之举，那么中国用“有限核反击”和核扩散来对付美国可真所谓“黔驴技穷”。试想，今天的印度不断叫嚣他们的核力量足以可以和中国同归于尽，我们有谁能对此心惊肉跳？!同理, 你可以想象中国那少的可怜的核武在美国人看来又算得了什么?! 其实, 原子弹的制造费用相比起现代战机是如此之低, 而它们的战斗效果可谓是天壤之别. 中国宁可花大价钱买飞机也不肯发展进攻性核武库在美国人看来是胆怯的表现,说你敢玩真的,有谁能信?!
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的决心是不用怀疑的, 在很多方面它已经事实上介入了. 一个"高科技的局部战争"正中美国下怀, 也正是美国梦寐以求的最佳战争方式. 一个"战术核武的局部战争"也同样在美军的"兵棋推演"中"大获全胜". 从中国领导人的动向来看也没有作核战的打算. 若是这样,台海之战很可能演化为中美日都要参加的"局部世界大战", 韩战的一幕要搬到台海上来演, 不过这次的角色可全都倒了过来, 战争的结果还未开始就已经分出胜负. 其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尤其我们本可以用一年的国民总值部署核武器也绝不该让敌人炸的退几十年。更何况我们只要用一年总值（１１万亿）的十分之一（１万亿）来发展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就足以吓阻任何地球上的对手，就足以保证我们随时可以武力解放台湾. 亡羊补牢, 犹时未晚!
比起我们来，美军有三个无法弥补的缺点：
1）将事情简单化，缺乏哲理性思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其搏大精深是这些还没有进化完全的黄毛金丝猴---美国人做梦也想象不出来的。在我看来，尽管她的科学技术实力无人能比，但美国人从士兵到总统普遍对哲学，历史和别国文化缺乏了解，很容易犯战略上的错误。以越南，伊拉克战争为例。她当时出兵师出无名，妄图用武力改变别的国家，结果到头来自己陷入战争泥潭。
2）士兵普遍怕死，遇到困难时厌战. 据《观察家报》在2003年获得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军入侵伊拉克后的前四个月战斗死亡人68人, 事故死亡60多人, 但因"心理遭受了巨大创伤"等原因撤离伊拉克战区的竟高达6000多人.
3）对不按常理出牌的军事行动反应迟钝.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布什政府一时间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军方与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命令传递管道也崩溃了。英国《泰晤士报》描绘说，这是充满了错误、误解和通讯失灵的三个小时：布什的专车开错了方向，切尼以为两架飞机已经被击落，空军认为五角大楼遭到了俄罗斯导弹的攻击，紧急派遣战斗机向大洋方向飞去……
针对它的弱点就以全新的军事战略的指导下面对21世纪的挑战，这个战略绝不是什么小儿科的“超限战”，而是我下面要说的“进攻性核武战略”。美国海军拥有12个航母战斗群; 空军有战斗机3939架, 空中预警与指挥联队1个，预警飞行中队6个, 空中加油机546架, 远程打击／攻击作战飞机208架(其中包括B-2A, B-1B和B-52H). 如果这些武器平台集中使用，恐怕无人能敌。要想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只有使用核武器, 必须首先拿台独开刀! 我们必须明白无误地向跃跃欲试的美国传达出这样的信息, 那就是: 台海战争，就根本没有什么常规战争，只有战术核战争或战略核战争！没有什么第一枪，只有第一弹，原子弹！
这是唯一能打破中美战略格局的战略。中国不应当追求一个长远的试图在常规武器方面追赶甚至超越美国的战略计划，那样做只会坠入美国人的圈套，长期地甚至永远地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地位，甚至最终会被拖垮，或眼看着台湾在我们手上丢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美国不会停止它霸权的步伐，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围剿中国的战略步骤，美国甚至不昔一切代价封锁和切断中国所需的哪怕是最不起眼的防御武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不能等到让历史来证明“和平崛起”的鸵鸟政策的失败，因为那注定会失败!
美国人曾经说过：让大炮去辩论吧！我们现在就要对它说：让原子弹去辩论吧！
核战即是在考验战争双方统帅意志和决心, 又是考验战争双方统帅的战略决策的生死之战, 不管美国是否参加, 我们必须作最坏的打算, 才有可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反正是战争时绝对要翻脸，我们何苦还要自筑牢笼，自缚手脚？！战略上应坚决放弃现行的"不对抗政策", 牢记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退出一切"XXX限制条约", 出售战略武器与核武, 将美国的敌人个个武装到牙齿, 制造天下大乱, 使美国四处救火, 疲于奔命, 无遐东顾. 战术上依我为主, 专打敌人的薄弱环节--台湾. 战前要有一定的人防工事, 战争的一开始就要疏散城市人口, 以求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过去的战略吓阻和退让底牌早已被对方摸清，喊一千遍：“狼来了！”除了招惹对方耻笑以外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效果。所以我们, 第一就是不要感情用事，心存妇人之心。应该敢于首战用原子弹拿台独开刀! 第二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不派大规模军队渡海(根据金门岛战役的教训), 用中子弹扫清一般军事目标，用超级氢弹摧毁台军山洞指挥中心，对台湾的一、两个大城市也要在8小时警告后核弹摧毁. 彻底摧毁台军的抵抗意志，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台独不到最后绝望之时绝不会投降; 美国不输掉最后一张王牌也不会认输, 决不能对敌人存有一丝幻想! 第三就是视一切外来干预或在公海拦截中国商船为向中国人民开战。同时对外宣布：在台海战争期间，离台湾500公里范围为军事禁区。
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凡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该区的飞行器一律击落!
是舰船一律击沉!
是人员一律击毙！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楞的, 楞的怕不要命的", 明说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那"不要命的"! 你美国准备好了与中国打"高科技局部战争"; 你美国也准备好了与中国打"局部战术核战争"; 你美国敢舍得毁掉你的万贯家产与中国人民拼一场全面的核大战吗?! 在下看来，只要有超人的政治嗅觉和过人的胆识对台独“首战用（原子）弹，用弹必胜”，我料定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深思熟虑后畏而却步，而美国国会上下也只能只会跳脚骂娘。。。毕竟中国的统一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台海的战争也使他们饱受刺激...但是，凡具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到：中美核大战更不符合美国国家和这些商业巨子，政客们的利益. 因为与中国的全面核大战必定会让他们输的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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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争是中国的唯一选择吗？
无论从文明的视角还是历史的观点，中国都需要一场战争。从文明的角度谈，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起辨证的、客观的和现实的战争观，要坚决摒弃小布尔乔雅式的心理变态和萎靡不振。从历史的观点看，没有战争就没有历史。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战争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人类的里程是用战争走过来的，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和平只能通过战争去争取，只能通过战争来维持。和平又是战争的间歇， 是战争的准备，躲避战争就是躲避和平，躲避战争就是自我毁灭。战争是激发我民族精神的祭坛，是涤荡我民族灵魂的暴风骤雨。而长时期的和平是产生八旗子弟的土壤, 是国家及当政者的坟墓。中国人民是在战争中站立起来的，中国是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历史上中国的每一次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每一个太平盛世都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盛衰, 战争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耻辱和荣耀. 中华民族的崛起, 也必将是从台海战争开始!
半个世纪前的一场抗美援朝之战造就了中国近代少见的长达50多年的和平时光, 无形中给人以"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主流"的错觉. 今天中国的现实就是长时期的太平盛世, 歌舞升平导致我民族精神萎靡、人心涣散、文官爱财、武将贪生、不思进取、好逸恶劳、醉生梦死、耽於酒色....处处呈现出家败国亡之征兆。任何措施,任何改革都无济於事，只有战争才能荡涤这一切，才能使国家狱火重生!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崛起”是走不通的死胡同！鸦片战争后，一代代中国人都做着一个强国梦。而强国梦屡次遭到外部势力的打击和直接侵略而破灭，清朝的“同治中兴”通过洋务运动让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军事上也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1890年北洋舰队总提督丁汝昌坐镇旗舰“定远号”再次访日，震撼日本朝野，东京大学校长外山正一对北洋舰队评论到：“亚洲第一舰队，东方各国无以匹敌---日中乃兄弟之邦，与中国为敌，断不可也”。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当时自强运动领袖李鸿章信奉普鲁士人写的主要强调海上防御的《防海新论》，结果是北洋舰队满足于防卫北方京畿和南方财赋之区的少数口岸; 而日本则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正是大清的这一软弱的、不思进取的战怨撸贾铝吮毖笏ζ绞笔科吐洹⒕突辽? 战时消极避战, 甚至在战役白热阶段弃阵脱逃...最终彻底葬送在默默无闻的日本海军手中，致使洪轰轰烈烈洋务运动寿终正寝，晚清自此一蹶不振。就像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所说的：“气数已尽啊”!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27-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所谓黄金十年以现代的眼光看一点也不黄金，这中间有1931年的9.18东北的沦陷，有冀东伪政权的成立，但相对来说，1927-37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基础设施建设有相当进展，军队建设也有起色，中国有了一点希望。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的"不抵抗政策", 直接地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野心. 日本侵吞了东三省还不满足，还迫不急待的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元气大伤，财产损失在6000亿美元以上. 经过8年战火的摧残，本以贫弱的中国更加一穷二白。
在战国时代，一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另一国的威胁，这才是世界历史上的通则，也是西方外交的核心和基石。西方外交的鼻祖是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正是他第一个在外交领域走出了中世纪的“蒙味”，开创了现代外交的理论：抛弃任何道德与宗教的束缚，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旋转。他制定的外交政策使法国受惠200余年，主宰欧洲，而他策划的30年战争则使德国生灵图炭，分裂为诸邦小国，永远处于动荡之中，直到卑斯麦统一德国。而德国统一进程表明，没有卑斯麦的“战争权”，就没有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发展权。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生存权，发展权，比如中国经济发展了，就要进口石油，为了保护生态，中国封山育林，就要进口木材等原材料，这是再自然不过，再有“理”不过的事情了，但列强有列强的“理”，象中国这样的大块头，要是2010年石油采购达到1亿吨，2020年采购达到2亿吨，列强会容忍吗？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发达、先进、文明如以色列，不是为了屁大的地方（包括争夺水源）和阿、巴打了50年，还在一天不停的打吗？！其次是争夺经济发展赖以生存的血液--资金。据前美国驻巴黎大使菲利克斯·罗涵回忆说，美国每天需要有10亿美元的进账用以填补贸易赤字。但就是在这一年，中国2003年吸引外来投资约530亿美元，而这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日本才仅收到210亿美元。这一年中美国所吸引的外资首次滑落到世界第二位，那第一位恰恰就是中国。据说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还能可怕地再维持20年。。。这对一个经济庞大而虚弱、急需资金输血的美国又意味着什么？
为了争取再正当不过的发展权（除非中国人永远安于贫困、连发展仅也放弃），中国就要准备战争，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更不是由我们中的一些善良人士的善良愿望决定的，事实上这是由“国际惯例”和列强自身的生存需要决定的。近代历史上每次中国经济刚开始繁荣的时候， 列强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闯进我们的家用洋枪洋炮打烂你的家园，原因就是让你和强国永远无缘。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哪次台岛的“独”戏还不是美国在幕后编导的？！要的就是用台湾这个“看门狗”来牵制中国，削弱中国；要的就是逼我们动手，把我们的家园打烂，把资金吓跑，把你的经济搞垮。另外台独分子也叫嚣过: "我们就是美国的一条看着中共的狗", 他们的心态是: 即然你大陆那么怕我的主人, 就算我叫两声, 咬你一口, 你也不敢打我这条主人的看门狗! 所以, 我们再也不要做"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黄梁美梦, 多想一想天上哪天掉炸弹, 少惦记空中何时落馅饼. 50年来的和平与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列强已经准备再一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就要准备战争，只有战争才能蠃得发展有空间和时间。在战争--和平--发展的循环圈中，50年来和平牧歌式的发展已经终曲，下一个上演的节目是也只能是∶战争与和平。
（作者：潘宏斌, 黎阳，漏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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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军队经商和社会商品大潮的影响下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心。几年前，中国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时任总后军械部长的刘姓少将因为充当台湾间谍而被捕并遭处决。着实轰动一时。因为在此之前，都是国军将领投降共产党或因为信仰为共产党当间谍，直接间接地导至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如今反过来，是解放军将领为了金钱和美女投降和当间谍了。最不堪的是，投靠的居然是那鸡鸣狗盗的台独李登辉。如今又有一个据说是身居中国空军指挥学院院长的刘姓少将，也因为充当台湾间谍而遭逮捕。这次就更其不堪了。卖身投靠的居然是那个招摇撞骗的台独扁人。就算我军普通将军平时也大量接受港台"朋友"和同事的礼品, 有的礼品价值高达30000多元, 见《追忆刘建德将军》(作者: 刘亚洲). 这算不算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谁说的准?
还有一位将军，连篇累牍地发表议论“谈伊拉克之战”、“谈金门之战”等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俨然以新时代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代表人物自居了。那麽好吧，就让我们看看这位"代表"的素质、观念和水平究竟如何。首先，这位将军表明他是不信什么“人的因素第一”的。他信的是武器装备第一。谁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谁就可以战无不胜，稳执人类世界之牛耳。他把美军吹嘘的天花乱坠，连最牛的美国鹰派也自叹蜚如。看他的文章使人有一种时空倒错、数典忘祖的感觉。按照他的逻辑，红军不可能走完长征；共军不可能打败国军；中国军队不可能在朝鲜战争中把美军打的一败涂地；由此引伸过来，中国军队绝不是美军的对手，只要美国插手，中国的统一也就毫无希望。换句比较闻名的话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强大”。其崇美恐美之完全之彻底，其实罕见。较之其前辈那些勇敢无畏的新中国开国将帅，真不可同日而语，相差何其遥远！就笔者所见，美伊之战中美军使用的拉姆斯菲尔德“极限战斗力”的思想也来是毛泽东“在运动中充分调动敌人，寻找有利战机。用数倍于敌人之兵力包围其一部，力求全歼”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结合美军实际情况的一个典范。因为根据美军所具有的强大的空中火力远远大于步兵，其运动中的灵活性也是步兵无法相比的，拉氏把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根据美军的特点改为“集中优势空中火力”，是兵器的替代而不是根本的思想革命。再说, 拉氏的战法也不是万能的. 按拉姆斯菲尔德的原计划战后美军在伊拉克的占领只须5万人即可, 可在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打击下, 使用了近20万人, 军费增加了700亿美金还是支撑不下去. 最后要强调的是“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中国传统战法不会过时, 也永远不可能过时。拿美军来讲，他们的现代战法对卫星, 空中和地面的无线通讯和控制平台极度地依赖, 一但失去后果不堪设想. 而这些恰恰是最容易受到攻击而使他的信息战完全瘫痪. 只要我军肯花力气建立相当规模的专门对付这些软肋的"破坏军", 美军就会变成聋子、瞎子和残废.
其次，这位将军喜欢捕风捉影人云亦云。他听了台湾方面的几句自吹，居然也附庸邹议，说是台湾之所以侥幸苟全，全是因为金门胜利吓住了毛泽东，遏制了共军的缘故云云。小小的金门之役，因由他发现而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俨然成为了决定台湾存亡的关键之战！其实，众所周知，恰恰是金门失利使得解放军重视和学会了渡海作战。因此才有了战果辉煌的海南岛战役，才有了毛泽东钦点粟裕挂帅准备发动台湾战役。假若不是因为朝鲜内战扩大，引发美国海军开进台湾海峡从而保下了当时已是岌岌可危的这个孤岛。可是在他的文章里，这些史实似乎并不存在，也从未发生。别人不知倒也罢了。号称学富五车，长于舞文弄墨并著书立说、影响中国战略国策的这位将军竞也如此无知，其历史知识之偏狭，军事观念之平庸，哪里像一个中国将军？！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有的军官思想浮躁，热衷于“追新”，既不善于继承，又不长于创新。不去踏踏实实地研究军事， 而是写影响国家战略政策的《大国策》，尽管书中夸夸其谈，卖力地堆砌新辞，但书中无一良策，整个是蒋中正的“不抵抗政策”的现代文学版！可倒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My God! 请问将军先生: 你最崇拜美国赢派领袖，71岁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不是洋牛奶喝的比你多？ 可为什么人家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赞赏之至，承认“至今尚无破解方法”哪？再说，周恩来、邓小平也都留过洋、"出过海", 可他们也是对毛泽东心悦臣服甚至到顶膜拜礼，难道你比他们还伟大？！
在央视节目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嘉宾史玉柱对观众说他很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针对这个曾经大名鼎鼎的经济名人的说话，台下有个年青的尉级军官向工作人员要了个麦克风, 他反驳史玉柱说：毛泽东的战略水平其实很低，如果你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一定会吃亏。尉级官也敢对战功显赫的统帅, 世界公认的军事泰斗, "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的创始人口出狂言，让人实在怀疑这年头就连军校是不是也给产业化了？！就连拉姆斯菲尔德部长也不会瞧不起古罗马时代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吧? 虽然汉尼拔那支上千年前的军队的攻击力，远不及他手下一个连！ 另一位解放军一级专家，中央电视台首席军事评论员竟全然不知半年前美军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军事战略转型和军事思想的改变, 生搬硬套“人民战争”思想，以为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孰不知真正的人民战争需要有战略远见的领袖并深受人民拥戴的领袖，还要建立起军民鱼水关系和制定相应的持久战策略. 而这位专家完全不顾伊拉克目前的国情、民情, 纯粹是"纸上谈兵"! 在美伊战争的讲解中满嘴胡说八道, 面对美军一反常态的行动，还仍然念叨着马上就要给美军一个“地雷战”，“地道战”和“人民战争”。。。还说什么萨达姆深受伊拉克人民热爱云云。
观众气愤地说：作为一个军事专家，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不懂，竟说出一些让人耻笑的话来! 真不敢想象，在这样的所谓专家的“误导”下，他们的学生，也就是我军未来的指挥员，该怎样去保卫国家？！
还有的观众指出，以前我们光听说有“纸上谈兵”这样的典故，没想到现在真有这样的人，这可真是马谡重生，赵括再现啊！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军事“专家”，前景堪忧啊！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一直到伊拉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现丑，愚弄着广大群众。上次，他说，阿富汗不是科索沃，游击战经验丰富，山多地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美军很难获胜；这次，他说，伊拉克不是阿富汗，伊拥有强大的共和国卫队和多年作战经验，气候环境恶劣，美军很难取胜，下次他们还会说，朝鲜不是伊拉克，有100万大军和光荣革命传统...他们不能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糊弄广大观众，把我们当猴耍啊！
(二)中美战争能避免吗?
鸦片战争时中国得罪过谁了？人家的兵舰照样打上门来。太平天国信仰上帝基督，意识形态上比排斥西方的满清政府跟西方算是亲近多了，仍遭到西方列强和满清政府的联合围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站在胜利的协约国一方，算是盟友，结果却是在“巴黎和会”上被要求把山东交给日本，引发了“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跟美国是盟国，又不是什么“共产党国家”，结果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领土和海港当筹码送给了苏联，而且跟中国连招呼都不打一个。翻翻中国近代史，中国跟西方套近乎不是一次两次，但不管你如何委曲求全，哪怕跟人家结盟穿一条裤子，人家照样收拾你没商量，一点都不客气。这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也不能简单说西方列强天生就要跟中国过不去，归根结底是因为你弱，而且又软弱！而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就是《丛林法则》（the law of the jungle）：弱肉强食！狮子不咬你是因为你也是狮子, 你必须该亮爪子亮爪子， 该亮牙齿亮牙齿。 如果不幸亮出的是一排洁白整齐的马牙， 那就等着被蹂躏、 被开膛破肚吧。。。
我有个马来西亚同学叫Rocky, 他给我说，他爷爷奶奶就是从中国大陆逃去的，那时中国的天上到处都是日本飞机在扔炸弹，逃难的人倒在路边等死的那都是一堆一堆的。他们跑到马来西亚，奶奶说：“别再跑啦，就在这里住下吧。这里不管怎样离中国不远，等日本鬼子走了我们就可以回家去看看我妈。”后来日本人到底走了，可他们也再也回不去了。。。
在东南亚，在印尼，在旧金山。。。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多少个中国家庭就有多少个令人悲痛欲绝、肝肠寸断的故事和四处飘泊、家破人亡的家庭悲剧。中国怎么啦？ 那时我们把中国的海关都交给“洋人”，中国的港口随外国自由出入，“洋人”在中国犯罪也得不到惩罚，甚至当时的中国政府哼哼两声也要看“洋人”的脸色，难道我们对“洋人”谦恭的还不够吗？！
其实最悲惨的还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当年欧洲人刚跑到美洲时饥寒交迫，印第安人提供食物给他们，而且还帮他们生存下来，这可是够恩惠的了吧？！但结果呢？叫人家来了个反客为主，可怜那些善良的印第安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差不多被他们杀了个精光！荷兰人用价值24美元左右的玻璃珠子从印第安人手中换取了现在寸土值万金的纽约曼哈顿岛。西方人从不认为这笔交易是巧取豪夺，更不承认这是得惠于印第安人的好心善意，而只承认是自己的精明能干，同时嘲笑对手无能。美国人年年过感恩节，感谢的可不是印第安人，而是感谢上帝，感谢我主耶稣给他们这么好的机会，从这么傻的人手里这么容易就抢到这么好的地方。印第安人赔了个美洲大陆和自家的性命都捞不着感谢，连认输都不行。一个极有名的例子是：曾有一个印第安苏族酋长向一名美国白人军官表示他的部族愿意在美国政府的统治下当个“好印第安人”。得到的回答是：“我所知道的‘好’印第安人都是死的。”. 当中国人在别人眼中跟当年的美国印第安人一样孱弱可欺时，你能指望人家仅仅因为你态度恭顺、"不搞对抗"就会放你一马吗？!
有人说，中美战争会引发美国对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封锁禁运，这不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吗？
不错，从朝鲜战争的例子来看: 美国的封锁禁运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困难。但信不信由你：对此更后悔不迭的是美国，一再吵吵嚷嚷发誓再不这样干。理由是：对中国的禁运除了使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下降为零以外，还刺激了中国在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等方面走上了彻底自主的道路，造就了今天能与它挑战的大国的实力。更让美国后悔的是，她从二战刚结束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一步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今天美国欠外国各类债权人的债务总计已达6.494万亿美元，平均算来，每个美国人已身负2万多美元的外债。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美元现在充当着世界货币而且它的最大的债主政策性地长持美国债卷，美国早已破产了!
也许你会问：“如今顺着美国不好吗？干吗要跟美国抗呢？”
老实讲，“顺着美国”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人家的胃口只怕你永远也满足不了。冷战时期美国说，只要不跟着苏联就算是顺着美国了。南斯拉夫搞“不结盟”，美国起劲鼓掌喝彩，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等冷战结束，“不结盟”也吃不开了，美国随便找个借口就把南斯拉夫炸了个鸡飞狗跳。苏联存在时，美国说只要共产党下台就天下大吉。等前苏联真的“顺着美国”解体了，美国马上搞北约东扩，支持车臣独立，肢解、削弱俄国的行动一点也不含糊。按美国现在说法，搞“人权”的“国家”才算“顺着美国”。那么如果大家都按美国标准变成了“国家”，就该相安无事了吧？对不起，人家的新理论早在那儿等着你了：“文明的冲突”。下一步将是“基督教文明”跟“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的冲突！人家的标准越来越高，真称得上“不断革命论”。即使全世界都皈依了我主耶稣，恐怕新的标准又要来了，说不定下次该以种族为标准。除非你有特异功能重新投胎去当白人，否则大概永远也不够格。再假设一下，如果中国一切都顺着美国，下场将会如何？
首先，你得通过“民主”这种手段，把现政权搞掉，不管中国有没有重新变成一盘散沙的危险。
其次，你得同意“民族自决”，让台湾、西藏、新疆、内蒙以及其他天晓得什么地方名义的中国领土分裂出去，如李登辉希望的那样，把中国大卸七块，使中国领土大幅度缩小，变成小国，永远失去威胁美国亚洲利益的能力。
第三，你得同意“基督教文化”，放弃计划生育，让中国人口无限制膨胀再膨胀。
就凭这三条，就足以使中国单位土地的人口负荷超过极限，又成了一盘散沙，那中国还能有什么结果呢？按照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结果只能是：1）战争；2）大面积饥荒；3）大规模人口死亡。
美国家喻户晓的格言“墨菲定律”(murphy’s law)里有这么一条：“如果你无法说服对方，那就把对方绕糊涂”(if you can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跟某人讨价还价不成，干脆就弄出个几十页的合同出来，砌上一大堆华词丽藻的深奥词句，再把自己的那几条能让人脸红的要价零零碎碎地悄悄藏在条款之中，要的就是让对方读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签字画押同意，“墨非定律”大功告成。同样，如果直截了告诉中国实现这三条，有几个中国人会同意？！但用“自由”、“民主”、“民族自决”包装一下再拿出来，再来个耍嘴皮子功夫颇强的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到中国名校吹一吹，那就能把好大一部分人绕糊涂，不是吗？要么你如何解释今天的一些年青的少女们非得找个美国佬要做一下“今夜我是美国人”？！要么你如何解释今天的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们对虚伪的、肮脏的美国政治尽无耻吹捧之能事？！要么你如何解释今天的一些高官们纷纷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送到美国，而自己却干起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勾当。。。怎么样？这“墨菲定律”可够厉害的吧？！
中国要强国、要发展，美国就要压制，这是绕也绕不过去的。而美国一手制造的“台独”问题就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门槛，中国的某些专家害怕美国的强大，政府也一味地在台湾问题上实行妥协退让：从“九二共识”到一国两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到“一个中国”，再退下去就是“联邦制”或“一边一国”了！
我们为什么怕美国？我们中国今天怎么啦？！对中国来说，台湾是我们的女人，当一个硕壮的强盗来到你家要抢你的女人时，你能因为怕强盗手里的刀子和他的不要命的派头而不去与他拚命吗？！
（作者：潘宏斌, 黎阳，漏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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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患病的沉睡巨人，但是它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会震动。----- 拿破仑
从海地到利比亚、从巴拿马到格林纳达、从到海湾战争到科索沃、从阿富汗又到伊拉克，在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从非洲打到拉丁美洲，从拉丁美洲打到亚洲，又从亚洲打到欧洲再打回来。。。大战小役、劲敌弱旅, 美军所到之处可谓是所向披靡！ 受美国鹰派的暗中鼓励和华府的信誓旦旦的防卫承诺，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像喝了狼奶一样嚣张，他们先是提出“一边一国”，现在干脆直接制定“台独时间表”。 对此，中国大陆不得不对台独分子发出强烈警告，而美日及台独势力联合做出了强势的回应：先由台独代表放话声称美军在危机时刻将会直接进入台湾接手防御作战；接着美国宣布出售180亿美元的军火为台独输血打气；再接下来台湾的金门守军向只有十公里距离的大陆访向实弹火炮射击； 美国则在离台湾海峡不远的海域举行“2004环太平洋”演习和“2004夏季脉动”演习。海峡上空一时间布满了阴云，那真是风云突变、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一）美国真的是不可战胜的吗?
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二十世纪美国在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亚洲打过三个大仗, 而且就战争的残酷性也在人类史上空前绝后：对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日战争中美国军队是在中国军民消耗和拖住了日军相当一部分实力后才开始参战的，而且它一开始的表现也不尽人意，其在东南亚的几万军队向日军投降，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只因华府专门派了架飞机接他逃了出来，才免掉当日军战俘的命运。后来与弹尽粮绝的日军在冲绳岛的战斗也是苦不堪言，为避免更大的伤亡美国不得不对日本投下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
朝鲜战争中美国和中国是直接交锋，也是美国第一次被别人打得灰头土脸, 伤痕斑斑. 战争之残烈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白宫附近的“韩战纪念碑”碑文，碑上刻明：
阵亡美军 54246 联合国军 628833
失踪美军 8177 联合国军 470267
被俘美军 7140 联合国军 92970
受伤美军 103284 联合国军 1064453
而中国军队的总牺牲人数是15万，总伤亡人数是36万。
也就是说尽管美军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余威；尽管美军从联合国那里讨了个“联合国军”的桂冠；尽管美军当掌管着16个国家的军队和41个国家提供的军事装备及各类物资；可这个不可一世的新"八国联军"硬是被刚从废墟里走来的中国军队消灭了200多万人（包括阵亡，失踪，被俘和受伤）。使中国人民一扫中国百年积弱之晦气，一雪国家百年受辱之国耻！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彭德怀
而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英国哈拉普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约有160万美国青年参加了越战，30多万人受伤，58000人丧生。为了对付越南南方的游击队，几乎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一切现代化武器（加上残忍的、恐怖的甚至一些灭绝人性的手段），仍然莫可奈何。美国人开始怀疑政府的战争政策，也不再相信维护和平的使命和爱国主义口号，终于美国又一次以失败者的身份撤兵越南，也又一次没有受到国内的凯旋欢迎。
有趣的是，好莱坞的电影对这三场战争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朝鲜战争被美国人称为“被遗忘的战争”(theforgottenwar)，绝对不堪回首！有关朝鲜战争除了一部记录片《韩战, 美国军队在地狱中》外, 电影则几乎一片空白，没有卖点的片子必赔本，市场法则谁敢违背？! 对日战争的片子调子基本是眉飞色舞，回味无穷；而关于越南战争的片子的调子则基本是满腹牢，一腔怨气. 说来说去无非是怨天忧人：之所以吃了败仗不是将士无能，只怪内部小人捣乱，敌人太狡猾。这类片子还挺卖座，好几个还得了奥斯卡奖，如《野战排》(platoon)、《早安越南》( goodmorning, vietnam)、《猎鹿人》(deerhunter)等等。还有个《蓝波》(ranbo)系列更活灵活现，总之是战场上打输了银幕上打赢了，谁说阿Q精神是中国的土特产？！
回顾历史并不是要让大家陶醉于我们过去的胜利，也不是让你对美军的曾有过的狼狈而幸灾乐祸，而是要唤起我们对自己祖国之军队的自豪感和信心，而不要被我们的某些所谓军事专家的“高论”和美军一时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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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赢球赛的同时，日本更急于要彻底摆脱因为历史问题而引起的“反日阴影”。保守派媒体一口咬定足球场内的“反日”情绪都该归咎于中国历史教育，并建议东京给中国施压，抗议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有《产经新闻》保守派背景的富士电视台，昨天一大早便请到外交部长川口顺子和防卫厅厅长石破茂两名官员，对中国历史教育作出严厉的批判。节目分析说，“要彻底消除中国的反日，就要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
中国历史课本内刊登的“南京大屠杀”、“万人坑”等日军施暴的照片以及史实内容也都被一一否定。评论员古森义久认为这些记载都是导致中国一般民众反日、讨厌日本人的原因。节目建议日本政府应当要求中国在教科书内加入日本在战后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开发援助，以便改善日本的形象。
日本外长川口顺子在回答问题时指出：“在这次的球场反日问题上，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十多次的抗议。在教科书上，也已经通过日本的一个特别组织，与中国方面进行检讨。对于不恰当的地方， 将会提出反对，要求更正。”
《读卖新闻》日前也针对球场反日，严责这是中国过分强调历史带来的后果。
它指出，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在1995年发起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点燃中国反日运动的最大祸首。该报还说，江泽民在1998年访问日本时，曾经表示“要永远记取历史教训”更让日本人讨厌中国。它表示希望胡锦涛新领导层能够切断这样的“负面连锁反应”，避免中日发生冲突。
大部分日本报章在报道前天的球赛时都强调，中国政府派出万人警队，虽确保了日本人在球场内的安全，但是，中国当局未认同日本的观点，承认这些反日情绪来自爱国、反日教育，则将让中日之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矛盾。
《东京新闻》撰文表示，足球赛中爆发的中国“反日情绪”已经让日本民众产生“厌中”情绪。
分析指出，中国的反日情绪高涨，显示中日之间的旧问题已经变成新问题。
来源:联合早报